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问题(2)

　　但事实上，的科学生命力恰在在于它是一种总体性的科学。我们如果想要理解今天极为复杂而矛盾着的全球化与主义现实，只能依靠从总体性联系和历史过程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而不是“从个别经验事实出发”、“从日常生活的常识出发”的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既不能求助于全盘否定近代的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成就的、“后形而上学”式新人本主义诗性玄思，也不能驻足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的直接事实之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而艰巨任务，仍然需要辩证的宏观的“主义”而不仅仅是就事论事的专家技术型“问题”哲学意识来。中国现代化发展决非一个简单而直接的发展问题，而是一项总体性的社会系统工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提出，其重要的理论贡献正在于：它实现了从单纯经济发展中心论到社会全面发展论，从发展主义中心论到现代性社会结构全面建构论的转变；它把握住了中国现代化、现代性问题的脉络与。科学发展观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与弘扬历史唯物主义与认识论、辩证法的基本精神，需要我们重新历史地、辩证地反思现代性的理论与实践，特别是中国的现代性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法。

　　所以，晚年恩格斯著作的真正意义，并不像他的某些继承者与攻击者所认为的那样，其目标是建立一个像黑格尔体系一样包罗万象的系统化的唯物主义，而是确立了以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从现实实践出发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才是恩格斯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在恩格斯看来，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近代唯物主义物质本体论，也不是消极被动的感性反映论、认识论，而是辩证的总体性的历史观方法论，才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性的基础。对于恩格斯来说，社会主义只有运用了历史辩证法与认识论的辩证法才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近代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上，也不可能在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唯心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离开历史的辩证法，离开对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的追求，社会主义便不可能具有批判的价值的基础。

　　理论体系创新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的当代理解可以无原则地同时代流行的各种各样观点进行折衷主义的妥协。任何理论体系的创新都不应当忘记当年恩格斯对杜林体系的那种深刻的批判评价：“整套的哲学体系，精神的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一应俱全；全套的政治经济学的和社会主义的体系，最后还有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实际上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杂烩”。而对于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它是由各学派创始人的比较不会引起反感的批判性导论、经济学原理和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而科学社会主义则始终是事实与价值、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认识论与辩证法和历史观的统一，而不是纯粹的经验事实的科学，也不是脱离现实的宏观的历史、回避现实社会矛盾，面向内心精神世界、抽象的诗性的生活哲学或人生价值哲学。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二

　　晚年恩格斯向“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另外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哲学”?恩格斯的答案也明确而简单的，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哲学”，但主要不是一种哲学体系，而是一种科学的历史的思维方法。

　　从历史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问题先后被提出过三次。第一次是由恩格斯在l9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提出的：当时德国古典哲学已经终结，马克思主义成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而西方进入到一个以“反认识论”和“不可知论”为标志的非理性主义、价值哲学、生命哲学等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哲学时代之时，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问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的问题。第二次则出现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破产的二十世纪初。正像柯尔施所概括的，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与第二国际理论家们一致认为，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只具有“纯粹否定”的关系。以列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为一方，以卢卡奇等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另一方，重新提出了被第二国际所遗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向度问题，结果导致了后来日益明显的教条化体系化与“反体系化”、“过度诠释化”两种极端发展倾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今天，当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与意识形态瓦解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又成了一个基本问题。这是第三次重新提问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问题，这场争论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一个重要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做。这就是重新研究恩格斯晚年提出的问题的原初意义，这是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出发点。《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极为重要的当代价值就是，它比海德格尔早半个多世纪，就提出“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与思想的任务”的问题。恩格斯晚年并不是一个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者，而是一个具有重要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倾向的哲学家，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后形而上学的历史科学方法论的思想家。他实际上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知性的、实体的形而上学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历史的科学思想方法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史革命意义与当代意义均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