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黄兴政治伦理思想述评(2)
2014-04-20 01:11
导读：黄兴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有三个: 一是黄兴的政治伦理思想揉合了中西伦理文化的优点，既继承了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优秀遗产，又吸收了很多西方资
黄兴伦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有三个:
一是黄兴的政治伦理思想揉合了中西伦理文化的优点，既继承了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优秀遗产，又吸收了很多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伦理思想观念。他说:道德“盖有一定标准，即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是也。”“此皆道德上之范围也，西洋学问发达，与此等道德范围未必完备，亦是缺点。合新知识与旧道德而一炉，冶之，可造成世界第一等国。”
黄兴对传统伦理道德极力推祟，他认为:“在东亚，伦理道德以为极完善，中国之道德且为欧西各国所不及。”他认为“孝弟忠信，礼义廉耻”这八种传统美德，“夙为立国根本，即为法治精神”但他提倡的这些传统美德，并不是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而是要抽象地继承，根据时代的精神，吸收其合理成分，赋予了全新的内涵，以此重塑国民精神。如他对“忠”“孝”概念用精神加以诊释，他认为，“以忠言之，尽职之谓忠，非奴事一人之谓忠。古人所称上思利民，以死报国是也;以孝言之，立身之谓孝，非独亲其亲之谓孝。昔贤遗训，如好货财，私妻子，纵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推而至于战阵无勇，举为炯戒是也。盖忠孝二字，行之个人则为道德，范围天下则为秩序。”他把“忠”解释为尽职尽责，要“利民”、“报国”，而“非奴事一人”，这就和封建时代的愚忠、忠君一人的“忠”划清了界限;他的“孝”的定义更广泛，凡是发奋图强、团结友善、清正廉洁、敬业奉献、舍己为公等“立身”的高尚行为，都是“孝”。而不思进取、自私自利、贪财好色等等为父母所累的行为，都属于“不孝”。他还进一步举例说明“即如此次起义，全体一心，父诏兄勉，前仆后继，复九世之深仇，贻五族以幸福。于民国则为忠，于私家则为孝。”总之，黄兴对“忠孝”的解释，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注人了全新的内容，他把“忠孝”的认识升华到一种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其实这就是他理解的“忠孝”的本质。在他看来，“忠孝”的应用范围很广，用于国则为“爱国心”，用于事则为“责任心”，用于家则为“孝顺心”。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黄兴在日本
留学和在美国等国游历，系统地接受了资产阶级
政治学说和伦理道德学说的和影响，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等观念构成他某些政治伦理思想的内涵。他曾说:“美国独立之时，人人争先牺牲。而勇于退让权利。彼国家之繁荣进步，有由来也。”可见，西方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仁人志士所表现出来的高尚道德品质，对他影响很大，使他的政治伦理思想铸造了近代的民主色彩。他认为“民国之民，必有国民之资格”，自由、平等理当是国民必备的伦理道德规范，他指出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在于使民众“脱奴籍而求自由”，“使一般人民皆享自由幸福也。”黄兴对自由的理解非常深刻，他指出:“凡伟大之国民无不尊重，为法律之自由，决不为野蛮之自由”，只有“自由于法律之内，方有国民精神。”
黄兴的“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政治伦理思想，很大部分是接受了西方伦的观点。如英国有名的伦理学家边沁认为求乐避苦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目标，但是必须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前提条件。黄兴虽极力反对为个人求安乐，却全部接受了边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思想;同时也受了中国传统的道德主义的影响，如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这种道德主义力图用道德的理想去弥补现实的不足。
二是将改造国民社会心理与建设国家统一起来。黄兴认为“今日虽已推倒满清政府，而障碍之物尚多”，传统国民社会心理就是其一。同时指出:“吾国现在，社会上宜改良之点处处皆是，惟以数千年相传之风俗习惯，积重难返，……惟以鄙见之所及，责宜从社会心理上着手，俘造成一种极好之社会”。中国古代是一个伦理社会，传统的系统化的封建伦理道德的惰性已经渗透在人们的血液中，沉淀于国民的潜意识中，成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心理，它并没有随着清王朝封建专制的灭亡而消失，它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并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行为，阻碍社会的进步。黄兴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把改造国民社会心理看成是建设美好社会的重要步骤，并且认为只有实行社会心理革命，才能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沦丧，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超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完美社会，他强烈呼吁:“此次革命，系改革政治，兄弟谓人民心理亦宜改革一番。且欧美共和各国最重权利。权利固法律上所公认，然于道德上则犹未尽。我国国粹，厥惟道德，今若能扩充起来，则较欧美共和尤为优胜。故兄弟谓第二次革命惟革心理。”而且“革命须先改革心理，屏除自利心，唤起公德心”。道德教化需要时间，并且要借助政权的力量推行“以德治国”，道德教化是治本的、长效的。正如前面提到的黄兴为“使国家日趋于巩固”，希望革命同志“重道德心”，即“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同时要求国民“有道德心，能崇尚道德”。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三是鲜明的政治性和实践性。黄兴作为资产阶级的职业革命家，很少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专门研究政治伦理思想，他对政治伦理思想的阐述，都是结合革命斗争需要来进行的，最能闪现其政治伦理思想的文章是他的
演讲稿。纵观《黄兴集》、《黄兴集外集》所有言论中，我们是很难找到一篇纯粹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文章，其政治伦理思想渗透于政治思想之中，二者融为一体，相互包含，其政治伦理思想是服务于他的革命斗争需要的，因此具有鲜明的伦理政治化特点和实践性。如在封建伦理道德受到质疑，而新型伦理道德尚未完全形成的民国初年，人们的伦理道德思想陷人价值迷失之中，针对这一严峻的现实，黄兴的许多演说、通电和书信都表明他为了巩固新生的民国政权，已经着手重建新型的伦理道德。黄兴始终都主张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作为道德标准，强调以自我牺牲来调节个人和国家之间的矛盾。在黄兴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实践其政治伦理思想。
当然，黄兴的政治伦理思想就他个人而言，几乎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就中华民国的事业而言，有些方面是值得商榷的。如:黄兴多次谈到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时，总认为“权利心重，义务心即消亡于不觉。我辈今日当提倡人人除权利心，以国家为前提。”“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只有义务心，绝无权利心。……而一切义务又须实心做到。‑”显然，黄兴是过分强调了义务而忽视了权利。纵观其一生的言行和全部政治伦理思想，他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振兴，始终淡泊权利、名位，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只知道尽义务和奉献，这充分体现了他“高出寻常万万”的英雄气概。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为个人谋权利固然不可，为人民大众谋权利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当权利被那些独夫民贼窃取时，国家要振兴、民众要解放是绝对不可能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黄兴和孙中山之所以那么快就将政权拱手送给袁世凯，其原因很复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与他们对权利的实质和作用缺乏正确认识分不开的。因此，黄兴政治伦理思想的最大失误在于放弃了必要的政治权利，只有拥有政治权利，才能将其政治伦理思想社会化，才能用政权的力量推行其高尚的道德规范，才能将振兴中华的宏伟蓝图变为现实。当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这是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性格软弱所造成的结果。就其个体而言，黄兴的政治伦理思想是无限高尚的，是我国思想文库中的宝贵财富，其政治伦理思想的许多闪光点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有着广泛的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