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化的视窗：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救灾信(2)

　　二、对救灾信息传递的考察

　　在救灾活动中，各级政府或慈善机构的一切救助行为都是根据掌握的信息来决定的。就灾害发生后的信息来讲，其实有很多种，主要包括灾情信息和各种决策信息。各种灾情信息是不断上报的，而各类决策信息则是不断下传的。灾情信息是决策信息的基础，决策信息是根据现有灾情做出的，因此有必要着重分析灾情信息的流动渠道、方式、过程及其相关要素。这一时期灾情信息流动渠道大致有两种：

　　1、官方渠道。当一地发生灾荒之后，负有救灾济贫职责的村长、甲长、保长首先向乡镇长或区长汇报灾情，区长则向其直接的上级机关——县政府以及县振务会报告灾情，接到报告后，县级机关再向省政府和省赈务会上报，省级机构则按照公务程序报告国民政府及振务委员会。这种渠道实际上就是按照区划，从下级行政单位及同级负责部门向上级行政单位及主管部门报告的“逐级上报”过程。

　　这样的信息上报过程，向上传递的层次越高，需要处理的信息量越大，而且信息越容易失真，信息的准确率会随着传导层次的数量呈指数型衰减。如果按照振务委员会规定的“凡承办稿件自接受日起立即撰拟，最要者当日办结，余均不得过三日”的话，中央振务机关一般需要经过4一l2天的时间才能了解基层的灾害情况。因此，有必要减少灾害信息上报的层次，建立相对独立于地方行政的灾情预警、信息系统，以便中央政府及时掌握信息，及时统一部署。

　　2、民间渠道。为了多方筹集资金，征募救灾物资，受灾地也经常向各界公布灾情。这种渠道不象官方渠道那样清晰简明，往往交错纷杂。大体情形如下：(1)向旅居他乡的同乡会通报灾情，旅居他乡的同乡会再进一步对外宣传，筹募救灾物资。如1929年河南大旱，旅平、旅沪、旅津的同乡会都曾对受难的乡井提供一定的援助，旅平的同乡还组织了以李敏修为首的旅平河南赈灾会，印制灾情图书5O册，分寄各机关、社会慈善团体，并非常出色地向东北地区进行了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救灾活动。1935年黄河水灾，旅京人士于8月8日成立河南旅京水灾救济会，向各界呼吁救助河南水灾。1936年福建风灾，福建旅京同乡会得知灾情后，成立福建风灾水灾救济总会，向国内外呼吁，并收到海外侨胞数目可观的钱米。当然，象这样的例子还非常之多，因为同乡会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互助功能，在他们的建会宗旨中一般都有发挥合作互助精神、保障桑梓福利及办理公益慈善事业的表述。同乡会另一主要功能——公益功能，则是通过救济故乡的水、旱、风、兵等灾害即募捐救灾体现出来的”。(2)向社会慈善团体报灾请求援助。自1876年有组织的义赈兴起以后，绅商名流组织的慈善团体也纷纷出现，较有名气影响面较大的有中国济生会，1916年刨设于上海，主持人王一亭，主要筹办各省赈灾，设所收容难民；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1921年创设，筹划全国灾荒救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1927年由王一亭等组成，以求各慈善团体改良与合作，更好地发挥慈善的功能；中国红十字会，1907年从中、英、法、德、美五国合办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蜕变”出来，首任会长盛宣怀，主要负责战灾、兵灾的救助等等。兹举数例：1934年河南滑县水灾严重，滑县水灾救济会函电上海筹募各省旱灾义振会，同时，还分函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请求救济。(3)向社会各大报馆等媒体登报宣传，以求促成救灾运动。1930年得知灾情的《大公报》曾发起陕灾募捐宣传周，自5月l2至18日，在该报二版连续发表了《为陕灾致最后之呼吁》、《陕灾宣传周之精神》、《善机已动诸君努力》、《陕赈宣传周结束之声明》等社评文章，有力地推动了陕灾的赈救活动。(4)受灾地自行组织灾情宣传团，到上海、北平、南京等大城市宣传，筹募救灾款物。

　　以上两种渠道并非界限截然分明的，在发生灾情后，受灾地向官方汇报灾情的同时，也通过民间渠道大肆宣传募赈，而且，接到最下级政府报灾的高层政府还往往与慈善机构互相联络共同谋划救助之事，在慈善机构到受灾地放赈之时，也需要与官方共同商议分配方案，在慈善救灾领域的确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和社会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信息传递的方式上谈，在西方各国普遍使用电报，并将电报线架设到中国来之前，中国社会传递信息的方法，民间是民信局，官方为驿递。自1877年第一条电报线路建成后，中国逐渐跨入电报使用的门槛，揭开了传递的新篇章。这一时期，灾情信息传递方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也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

　　首先是，电报已经逐渐普遍运用，国民政府还有专门的振务电报的发送的规定。电报的运用，大大降低了灾情信息传递的时间周期，光绪初年因为迅息极差，直到三年半后大饥荒的消息才传到京城的情况己不复存在，这一时期，国内利用电报传递信息一般两日内即可到达。不过，大多数的信息应该还是通过公函、信函形式进行的。与清及以前的封建王朝官僚组织内部信息传递不同的是，其邮件的运送不再主要靠快马驿递，而是现代化的工具如火车、长途汽车之类了。为此，1929年10月26日部还公布有《长途汽车代运邮件规则》。

　　其次是新式媒介——报纸、杂志的出现，加快了社会信息交流，使灾情迅息能够迅速传到大江南北、海内海外。如当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申报》即是19世纪70年代浙江北部地区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重要来源，浙江商人经元善就是从《申报》上得知华北的旱情，开始募捐赈济灾民的。灾情发生后，到报馆刊登灾情，请求援助已较常见，如1929年4月成立的河南省赈务会内设文书组，“逐日编辑灾情新闻，送登各报，借宣传以作将伯之呼焉。”1929年1月21日、3月7日天津《大公报》上都有河南为三千万垂死同胞请命，以期引起全社会的同情之心的灾情报导，河南省赈务会第二十七次常会上还通过韩实恭委员将豫北水灾豫南旱灾汇写实状及相片直接寄上海日报公会以便分刊的提议等等，因此，《大公报》等报刊在灾情信息，唤起民众同情，筹募资金上都起到过不可忽视的作用，有好多社会人士就是基于报纸的呼唤慨行捐助的，如溥仪曾捐款3000元救助陕西灾情，就是感于报纸上朱庆澜提出的“三元钱救一命”鲜明有力、感动人心的口号。可以说，新式媒介象一道闪电，使空间距离缩短，信息传播更为广泛，将社会真正联成一个有机整体。

　　再次就是电话在救灾过程中的应用，尤其是在河务过程中。自永定河首先设置了报汛专用电话线，及至民国年间，黄河的防洪通讯线路上自陕州，下达黄河入海口。防汛与铁路通讯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一直有独立的专用通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