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化的视窗：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救灾信(3)

　　在1933年堵筑黄河决口之时，除利用沿河河务局设长途电话外，因考虑到“黄河溜势朝夕变更，而水位涨落，与工程进行，关系尤为密切，若不随时传达消息，必至事倍功半，贻误要工”，故还向交部借用6瓦特无线电机4架，于10月初在开封、兰封、淮阳、霍寨四处依法装置，并调该部熟练人员其事。此种方式快速及时地传递了与工程开展相关的消息，保证了工程进度的顺利进行。1934年无线电通讯用于防汛首先在黄河上开始。1946年黄河委员会还在开封设置了无线电总台，下有8个分台。通过总台可以向中上游各大水文站、险工段联络，这在当时的大江大河防汛通讯设备中己经相当先进。

　　最后还有纪实图片的绘制、拍摄与影片放映这种更新的方式在救灾过程中的运用。在19世纪7O年代后期华北五省发生大饥荒后，由上海义赈绅商编绘的《河南饥荒铁泪图》还留传到英国的伦敦，并由设立在那里的中国饥荒救济基金委员会将说明文字成英文，然后大量印刷，广为散发。之后，随着摄影技术在中国的推广，摄影图片成为灾害图册的主要表现形式，夏明方、康沛竹主编的(20世纪灾变图史》中有大量的让人有着心灵震颤和重创之感的灾情图片，它们散见在当时的报刊、杂志、官书、文件、时人文集或著作当中，由此可见其传播的范围之广。

　　总之，在这一时期，随着电报、电话的使用，以及报刊、杂志等媒介的出现，技术上的障碍已大大减少，使当时的信息传递手段明显呈现出近代化的趋向，为救灾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而就灾情传递的主体来分，则分为个人、组织两大类，个人主要指灾民代表、传教士、个别慈善成员等，而组织则较为庞杂，有官方组织、民间组织，官方组织主要指国民政府设置的地方性机构如省县级政府机构、省县级的振务机构、乡镇级政府等，民间组织包括地方慈善机构、带有全国性的慈善机构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灾民呼吁团、旅居他乡的同乡会等等。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信息传播主体报告灾情有的是按照层层上报的上向式即正规的官僚组织网络体系；有的则是个人或地方组织直接向中央级的政府机构上报灾情，这体现出时代进步的同时，也体现出灾情信息传递不拘泥于条条框框，敢于打破常规的近代化倾向。

　　三、信息传递中的问题

　　尽管信息流动的渠道已经多样化、信息传递的方式也更加先进，但是仍有一些人为或自然因素导致信息流动的困难、滞缓或延搁。第一就是赈务电报的请转手续繁多，牵延需时，催发之事常有。如1938年为办理河南郑县赈务，办赈员杨名声多次去函振务委员会请求早日转给免费电照，从笔者见到的资料，自1月20日去函催要，至2月27日仍有催要函件，至少一个多月内免费执照并无办妥，连当初还能洽商通融的当地电报局，也因久见不到免费电照的批复，拒绝发电。

　　第二为自然灾害本身及战争对通讯系统的破坏，造成信息的中断。如1931年部称：大水冲毁电线多处，亟待修复。1935年，豫省发生水灾，郑州分会在向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报灾文电中声称，豫西各县水灾又发，致使“电杆线路，多被冲毁，列车电报等均告断绝。”“截止到1935年11月，武安县因内战迭乘，悉被军队所坏的电杆，至今也无人倡议恢复，电报局遂至停顿，致使电报收发无法正常进行。

　　第三是报馆尽管在传递灾情上起到了重大作用，但为了其自身生存需妻，对赈务信息按照向例半价收费(当然几经交涉也有免费登载之例)，而且，报馆记者明了读者喜欢看有趣文字的，对于读者喜欢的新闻用大字标题，而对报灾的文电，只占些不重要的地位，甚至绝对登不上。换言之，即是应行宣传的报灾请赈函电较多，但却存在版面有限，不能完全宣传之事。亦还有节省版面，压缩字体情况，故而对于劝募前途大有关系。

　　综上，灾情信息流动渠道及方式如下：(1)按照正规的官僚组织运作程序，逐级上报，层层下达原则，这也是历代以来所遵循的传统的信息流通的渠道，这种信息渠道的传递方式在19世纪末以前为驿站，之后信函、电报、电话等开始引进并逐渐普遍运用。当然也有直接携函面陈灾情的方式。(2)向慈善机构传递灾情信息，请求援助。鉴于自晚清以来，政府救灾的弱化，义赈的兴起，社会慈善团体在救灾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传递渠道也相应地更加重要。其传递的方式与上述渠道类似。(3)向社会各界传递被灾信息，希望各界明了灾情，伸出八方援助之手。其传递的方式多种多样，如通过报刊、影片、举行各种宣传活动等等。

　　由上而观，国民政府针对灾荒频仍的现实，为提升救灾成效，制定了有利于救灾信息传递的法规——《振务电报规则》，该规则规定对办赈所发电报提供免费的优惠。不过，该法规在实际操作中有诸多不便，影响了其应有之效。灾情信息一般通过官方、民间两条渠道，以电报、电话及新式媒介——报刊、杂志和纪实图片的放映和宣传等方式进行传递，灾情信息在传递过程中面临请领免费执照迁延需时、通讯系统遭受自然灾害和战争破坏、报刊杂志等新式媒介宣传面有限等诸多问题。不过，通过对救灾信息制度规定、渠道、方式等方面的考察，可以明显看出国民政府时期在荒政领域的近代化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