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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探微(2)

2014-06-12 01:02

　　3．日本民众高度的“媒体综合症”
　　作为单一、单一的日本国民，所处的时空和在文化背景、构造等方面都极为类同。受众个体虽然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就“大和民族”为单元的受众整体而言，“个人差异”张扬伸展的空间却极为有限，其心理认知、情绪感受以及价值判断、行为选择等，都呈现出惊人相似的模式化倾向。即使置身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资讯环境，日本民众也因缺乏理性批判的精神，极易受到大众媒介的支配和控制。
　　一方面，在日本国民心目中，媒体享有相当高的地位，人们对媒介的依赖几乎达到了超常的高度，在摄取资讯上所表现出的“如饥似渴”的热忱，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日本国民须臾离不开资讯，甚至可以不吃不喝不动弹，却不可一日不知天下事。
　　另一方面，受众对传媒评价极高。在资讯发达、崇尚“自由意见”的欧美，社会对大众媒介的评价一向毁誉参半，很难想象受众会给予大众媒介以喝彩的掌声。惟有日本，即时国民对政府怨声载道，对政党和家缺少信任，对自身的处境多有不满，但对大众传媒却一直给予很高的正面评价。加之，作为大和民族的日本国民，其行为模式本来就有“从众”、“随大流”的习性，“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这些在中国属于负面意义的概念，在日本的词典中却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表述。在他们眼中，这些由“大众”媒介所绳定的社会行为规范，毋庸置疑是社会成员意志最大公约数的集合，惟有遵从才不致遭受他人的非难和质疑。否则，很容易遭受他人“耻笑”，成为众叛亲离的“异类”。甚至当媒介为人们建构的社会行为准则和价值规范，明显与自身的感觉相异或与个人利益直接发生冲突时，他们也多是“顺从”地调整或改变自己，“忠实”地接受媒介定义的“最佳”行为方式。

　　可见，暂且不论大众传媒是否直接支配着日本受众的观点立场、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较深层次的社会心理活动，至少它强有力地左右着日本民众的喜怒哀乐。媒体取代教科#大量制造“金太郎糖”(一种传统的日本糖果，无论从什么角度切成片块，都是同样的图案)，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日本媒体在制造舆论、引导舆论方面的重要功能。

　　二、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引发的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伊藤教授所指称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其特点已发生了变化：第一，虽然战后改革使日本媒体不再直接受政府控制，且具有一定的监督功能，然而，随着政府不断强化信息管控，最终日本的政治主导权和主要话语权仍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第二，媒体“独善主义”当道与重权轻民思想加重，导致媒体自觉放松了对政府和社会的监督职能，甘当政权的“宠物狗”；第三，日本政治传播过程为单向而非双向，普通民众鲜有机会为行动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在“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中，大众传媒作为一个相对中立的舆论载体，对民众而言，它既能反映国民的思想情绪和意愿主张。也能使国民得到所需的信息；对政府而言。它既可以作为呈现国民意向的反馈媒介，又可以被用来控制和诱导社会舆论的发散方向。可见．日本自上而下的“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其中间环节就是承接政府和民众两极信息沟通重任的大众传媒，这也为本文从传播学人手，探究中日关系的发展找到了现实依据。

　　(一)构筑中日友好发展的理性公众舆论空间对日传播属于国际新闻传播范畴，其目的在于通过新闻报道尽可能多地让日本民众了解两国之间交往关系的实质、真相与发展进程。针对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的变化与特点．我方媒体应以我为主积极作为，力争使日本民众对中国形象形成正确的认知与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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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搭建增信释疑的双语沟通桥梁。有表明，91．3％的日本市民和84．7的知识阶层通过媒体了解中日关系。显然，媒体已经成为连接中日关系不可或缺的桥梁与纽带。然而，目前两国问的新闻发布方式或者是中国媒体用报道日本，或者是日本媒体用日语报道中国。单语单向传播不仅在认识问题和报道角度等方面难以满足双方受众的要求。而且由于主观和技术手段等因素难免会出现误传、漏传和缓传等状况。因此，新时期搭建媒体双语双向沟通桥梁，有利于及时纠偏纠错以正视听，减少不必要争端的发生几率；有利于媒体间的合作与发展，增强双方传媒技术的交流；有利于实现民众话语权的回归，摆脱大众传媒主要是日本主流传媒既定的思想“窠臼”。
　　2．建立高素质、强阵容的双边舆情研究机构。广泛的舆情研究不仅有利于政府准确把握舆情动向，积极进行舆论引导，同时也给民众借媒体之口向上传声提供了平台，最终促进两国关系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很多日本政治领导人和决策者都很看重“民意”，并把民意调查视为“全民公决的替代”。譬如，安倍与福田首相上任后的访华之旅，就与日本舆情研究饥构的功劳密不可分。近年来，我国政府也加大了对社会舆情的研究力度，通过问卷调查、市民访谈等方式广泛征求民意、体察民情，从中寻找中日关系的症结，积极调整对日政策。在对本国舆情烂熟于胸的前提下，双方媒体还应加强对对方国家和国际社会舆情的广泛了解与掌握，及时消除中日跨文化交流中的各种障碍，积极营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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