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哲学毕业论文 > 政治论文 > 正文

关于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探微(3)

2014-06-12 01:02
　　3．构建媒体联动、媒体互动的交叉式信息流动平台。媒体联动，主要是针对我国内部媒体而言。通过报纸、等四大媒体，常态下相互补充相互印证，积极创造中日和平友好的舆论；非常态(突发事件或危机情境)下集中报道释放善意，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信息带来的误解，降低摩擦的发生几率。媒体互动，不仅指国内平面媒体和媒体的强强联合，同时也包括中日双方跨国媒体间的资源共享、技术合作、内容策划等工作。譬如，2005年日本NHK在中央电视台协助下拍摄和播放的新版《丝绸之路》、2006～200"7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中日两国专家学者和媒体人士成功举办的“中日大学生网络对话”和“中日四季网络对话”等活动，都有效地推进了彼此的相互了解和沟通。
　　通过媒体联动释放强音，通过媒体互动加强技术合作，进而推进信息在媒体与对方民众问的交叉式传播，可以实现从媒体的“解疑释惑”到彼此国民和政府间的“互信”与交流。然而，限于目前的技术条件，中日双方媒体很难在对方国家“落地”，而网络的跨地域传播则可以有效填补这一技术缺憾。
　　2007年4月，日本在官方网站新增添了“日本的新潮流”这一中文版块，其目的就在于促进中国年轻一代对日本的认知，排除误解。我方在做好常规媒体全面报道的同时，也应积极开发网络“富矿”，利用网络媒体的广泛性、交互性和及时性扩大网站影响，利用网络论坛BBS的无阻碍性、交流顺畅性促进人际交往，并善于将网络议题与常规议题相互转换、相互结合。尤其要时刻保持对网络平台敏感性和脆弱性的清醒认识，要避免在报道中出现狭隘的主义情绪，更要注重对BBS中不良舆论的积极引导，力避网络“口水战”的发生。

　　(二)采用“外外有别”的对日传播方式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从对日本民众在性格、、信息接受渠道等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两国民众问的差异，加之日本个体受程度、媒体接触频繁度也千差万别因而对日传播既不能照搬对内的一套，也不能对日本民众开一样的“大锅饭”，而要根据受众的不同特性，既做到“内外有别”，也要做到“外外有别”。
　　区分受者，实行分众传播。首先，要将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和极少数宣扬“中国威胁论”“地位未定论”的右翼分子区分开来。其次，要注意加强与友好团体，尤其是日本青少年和商人群体的交流与对话。分众传播的重点对象是日本的专家学者。第，他们是日本民众中的“舆论领袖”具备正确解读和传播我国政策的能力。专家学者交际广泛且拥有较多的信息渠道，能融和个人体会在富有人情味的交谈中传播相关信息，并将其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解读给受众，从而有利于日本民众对我国政策的正确解读。第二，专家学者可以说服民众、引导舆论。专家学者本身就是日本民众的一份子，面对面的双向交流能迅速了解信息接受者的态度，可以随时调整信息内容的重点和表达方式解开对方疑惑，满足对方需求。更重要的是，“舆论领袖”不但能影响周围人的思想观念，而且能在行动上示范带头。第三，专家学者可以与大众媒体进行良性互动。由于自身知识结构和媒介条件的限制日本民众鲜有机会和能力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就无法对大众传播进行积极有效的信息反馈，而专家学者本身既是政府的“智囊团”，同时也强有力地影响着媒体的观点与主张。因此，专家学者可以成为改变日本信息流动方式、给媒体进行切实有效信息反馈的最佳人选，这也为我方依据反馈信息及时调整对日传播策略提供了契机。
　　2．理性陈述，实行客观传播。近年来，日本媒体无视中国国情，以批判的态度报道所谓“人权”、“滞后”等问题，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翻案论”等破坏中日友好的言论。而我国的涉日报道，同样也存在着部分媒体报道视角陈旧、报道题材老套、对日本动向过于敏感等问题。媒体问的不理解与不理性、报道中的臆测与断想，在中日关系危机期间常常表现为非理性地炒作与渲染，不利于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北海道大学国际传媒学院教授高井洁司在谈到中日媒体问的相互报道时说：“即使怀有警戒心，但若能根据事实展开讨论，那也没多大问题；但是如果不按事实，或夸大事实，或简单行事，就会起到煽动对立感情的作用。同理，一句客观的陈述、一个真实的画面往往就足以说明问题。2007年1月底中央电视台推出《岩松看日本》，这档节目一经开播就赢得了中日两国受众的共同赞誉。NHK新闻对此有长达7分钟的报道评价，“中国媒体在很客观地看日本”。由此可见，只有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对方，以客观的态度报道彼此，才能使两国媒体问的互动变得更加容易。
　　“舆论的操纵要以舆论来反击，用舆论来说明。”处在报道第一线的中日传媒人士，必须加强自身的知识修养，提高对中日关系全局的研判和思考能力，努力使媒体的报道适时、评论公正。在此基础上，选择日本社会和舆论都易于接受的方式不断寻求和扩大中日两国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从而构建起中日友好发展的理性舆论空间。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