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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舆论的生成与发展有规律可循、有模式可考。日本学者伊藤阳一根据日本的社会特征和媒介生态提出的“三极模式”理论，是日本社会舆论的重要参照系。以“三极模式”为框架，以日本主流媒体热点报道为线索，剖析日本的信息格局及其对日本社会舆论的影响，对于思考对日传播的施力点和关键点不无裨益。
论文关键词：日本；“三极模式”理论；传播格局；涉华报道
1993年，在和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长期致力于传播学研究的日本著名学者伊藤阳一，根据日本媒介生态和传播的特点，在《日本与美国的大众传播》一书中提出了社会舆论的“三极模式”(TripolarMode1)理论。他认为，“政府、传媒和民众是三支最重要的力量，舆论就是以此三者为主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伊藤指出，正是大众传播媒介、政府、公众三极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了日本的社会舆论。
一、日本“三极模式”信息传播格局的考察
1，日本政府——重要的信息来源
在日本除了放送协会(NHK)是特殊法人的机构以外，其他的新闻媒介几乎都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私营民间企业，报纸也不例外(为数不多的政党和社团报纸不在此列)。新闻单位的人事权之争主要集中在NHK这一准官方新闻机构中。由于日美安保前后就已经解决了编辑权在经营方的问题，所以新闻单位的人事权一直被执政的自民党所重视，加之历届NHK的会长基本上都是自民党权力中枢的心腹人物，社团法人日本民间放送联盟及下属的各民间商业台均由邮政省官吏“下凡”来实现权力方面对媒体人事权的控制。同时，政府通过记者俱乐部定期向媒体发布通稿新闻(指政府向各俱乐部媒体成员提供完全相同的信息和已写好的、可及时刊发的新闻稿)，使得日本记者的批评水平和专业水准日益降低，逐渐沦落为“信息的搬运工”。据，日本国内政治新闻的70至80均来自于记者俱乐部，这一独具特色的“怪胎”是日本新闻界和政府高度默契的产物。故而，刊载大量通稿新闻的日本报纸又常被讥讽为“鹦鹉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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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媒体政府意志的忠实传播者
近年来，随着日本新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主义政治思潮的不断高涨，日本主流媒体在“国益至上”理念的感召下，保守化趋势也日益明显。主要体现在：其一，从媒体作为来看，日本主流媒体不仅是事件的报道者和评论者，更是政治事务的深度参与者。在日本，媒体本身是政治体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角色决定了在报道中日关系时，尤其当两国关系趋于紧张时．日本新闻媒体只是随着本国政治的主流而动，不仅无法做到客观公正，而且在很多时候还会主动充当急先锋。
自1994年开始，《读卖新闻》已经就修改宪法问题三次发表了自己的修改草案。不仅如此．面对“《读卖新闻》亲自民党”的社会评价和质疑，该报社长渡边恒雄却认为：“不是《读卖新闻》亲自民党，而是自民党由它领导。”无论是福泽谕吉(《时事新报》的创办者)与明治政府、福地源一郎(《东京日日新闻》的创办者)与伊藤博文，还是渡边恒雄(《读卖新闻》的总裁兼主笔)与中曾根康弘，都体现了日本社会中媒体与政治、媒体巨头与政治势力之间的亲密关系，而这一特征在其他西方国家内部并不多见。其二，从传媒格局分布来看．右倾媒体强盛，和平媒体势微。除了’《产经新闻》、《诸君》、《Sapio)等色彩鲜明的保守刊物外，日本主流媒体前些年对华态度都有不同程度的倒退，最为典型的是日本发行量最大的《读卖新闻》，尤其在修改和平宪法、向海外派兵等问题上，已经成为“攻城拔寨”的排头兵。而被认为是“自由派”、主张“客观”看待中国且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刊物，仅剩下《朝日新闻》、《世界》月刊等寥寥可数的几家。即使这些刊物，在力求“客观评论”时也常用“人权”、“民族问题”和“扩军”等来批评中国。其三，从报道倾向来看，日本主流媒体越来越与政府的口径趋于一致。日本政坛进入“总体保守化”时代后，其传媒在国际问题的报道与评论上，与当局的外交战略紧密挂钩。在许多重大且敏感的问题上，大众传媒常常紧跟“国家利益”路线走。前首相宫泽喜一也认可媒体“制造一律”的行为：“日本人不管在战前还是战后，对政府都比较盲从，战前促使人们盲从政府的是日本教科书，而今天促使人们有统一价值观的是大众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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