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9)
2014-06-25 01:04
导读：毫无疑问，这种情感可以被政党和政治家刻加利用，尽管它可以被人利用，但不可能被那些利用它追求自己隐蔽目标的人创造出来。它在场，具有独立的力
毫无疑问，这种情感可以被政党和政治家刻加利用，尽管它可以被人利用，但不可能被那些利用它追求自己隐蔽目标的人创造出来。它在场，具有独立的力量，它可以跟其它力量结合，比如跟倾向于现代化的国家权力结合，就可以最有效地抵御那些被认为是外国的或敌意的强权，也可以与国家内部宗教、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的个别集团、阶层、或社会运动相结合，与跟社会自身本能上并不认同的各阶层相结合。它发展壮大，可以从完全不同的方向加以利用，可以作为世俗主义、工业化、合理利用资源的武器，也可以用来追寻某种现实的或想象的过去、某些失落的东西，追求不具有宗教背景的或新的中世纪天堂，追求某种全新的、纯朴的、完美生活的景象，也可以用以寻找血统、或某些古代的信念，以抵御外国人、世界主义者 "诡辩家、经济学家、精于算计的人”［5］，这些家伙都不理解民族的真正灵魂及其源泉，而使民族丧失了其传统遗产。
未曾愈合的精神创伤，与民族作为在世、逝去及尚未出生的人们的家园图景结合起来，能产生爆炸性力量（事实证明，如果这种力量发展到某种病态的程度就是非常可怕的），那些极具见地但忽视了这一点的人，在我看来，没有充分地把握到社会现实。我以为这种说法既适用于两百年前，也适用于当代。现代民族主义确实是在德国土壤中诞生的，但不管在哪儿，只要具有充分类似于德国的条件即现代化冲击传统，都会发育出民族主义。我并不想说这种意识形态是必然的：它也许根本就不应该诞生。没有人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的想象力应该遵循已发现的规律，或者能够预测观念的变化。没了这种种观念，人类历史当然会是另一副样子。德国人遭受了精神创伤，这是既定的事实，他们所提出的止痛药方，即雷蒙·阿隆（用来形容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知识分子的鸦片，或许本来应该是另一种——果真如此，那历史就是另一个结局了。然而观念就是这么讨厌：它就是这样，并且导致了这些后果，在我看来，没有预见到民族主义，就表明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固执，不愿意承认观念的本质与重要性。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为什么没人看到民族主义？也许多多少少可归因于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学家广泛传播的“辉格党阐释”，经过这种阐释，历史的图景变得非常简单：一方是黑暗的权力：教会、资本主义、传统、权威、等级制度、剥削、特权，另一方则是吕米埃兄弟启蒙、争取理性、知识的斗争，努力打破人际界限，追求平等、人权（尤其是劳动大众的权利）、个人与社会的自由，争取减少不幸、压迫、暴行，强调人们的共同点而不是差异性。然而，简单地说，差异性与种族认同、与费尔巴赫和马克思的“类存在物”相比，可能更为真实。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两个阵营都无法躲过发源于这种差异性的民族感情，即使本世纪共产主义阵营的内部也同样有民族感情。被忽视的差异顽强地凸显出来，最终只有采取更强大的行动才能将之压制，实现那种设想中的、或可欲的一致性。理性主宰的、单一的、科学组织起来的世界体系理想，是启蒙运动思想纲领的核心。恐怕不会有谁指责康德倾向于非理性主义，然而当他宣称“用人性的歪材料，做不出什么笔直的东西”时，我们只能承认他说得不错。
我还想提出一点看法。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思想具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即使是那个时代最富有想象力、最革命的政治思想家，谈到亚洲和非洲各民族时，经常也是不着边际、抽象空谈。他们差不多无一例外都是用一般欧洲人看待亚洲和非洲的眼光来考虑亚洲和非洲。不管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还是仁慈的父权主义者，或是对征服和剥削深恶痛绝的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谈论起非洲和亚洲，要么是将其当作欧洲人庇护下的群体，要么是欧洲人的牺牲品，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从亚洲人和非洲人自己的角度设身处地观察他们，把他们当作具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民族，具有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只有根据他们自身实际的特性和环境才能理解；欧洲人偶尔也会承认这种本土文化的存在，比如也会谈论印度或波斯文化，中国或日本文化，然而对这些社会未来的需求，就基本上无人问津了。结果，从来就没有设想过，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也会在这些国家发育成长。就是列宁也认为，这些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只不过是反对欧洲帝国主义的武器，在这些运动似乎会加速或迟滞欧洲革命进程时，才值得关注一下。这非常容易理解，因为他和他的革命同志都相信，欧洲是世界权力的中心，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将解放全世界工人，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政权将由此而被消灭，他们的臣民将被整合进解放后的国际新秩序。因此，列宁对多样的共同体生活并不感兴趣，这一点他是紧跟马克思，马克思关于印度、中国或爱尔兰问题的论述，对这些国家的前景可以说没有提出一丁点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