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文革的起源—另一个“官方”版本的解读(3)
2014-07-26 01:06
导读：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得以大笔渲染，围绕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重重展开论述，并被归结成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
毛泽东的这段文字得以大笔渲染，围绕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重重展开论述，并被归结成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从报告的逻辑出发，既存在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势必也要有其“对立面“的存在，而事物正是在这组对立统一的矛盾冲突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曾提及“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这是在1966年8月，毛发动文革时向所有人公开宣布的目标所指。到了1969年的九大报告上，对“刘少奇路线”的清算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从一九三九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推出，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中国走上了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论断，到1949年四月刘少奇天津等地考察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的谈话，均被描绘成一条与毛主席相对抗的路线。鉴于“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曾宣布“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及至《正处》的修改稿中，毛泽东公开否定了刘的论调，而认为“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反映到党内，最终导致了文革的爆发，这便是从九大报告中所能推断的基本线索。
三、脱离现实的理论
文革的一大成果便是夺了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这是毛泽东所承认的，本没有
什么疑问。问题在于，高层的夺权斗争究竟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换句话说，中共九大总结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准确地概括毛泽东的文革理论？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四大“武器似乎从来只是文革造反派的专利。其实毛泽东在1957年10月一次讲话中就涉及过这一概念。他说：“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毛是想将专利权授予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与反右派斗争的普通群众，实际上“四大”在更早的知识分子和学生鸣放中便出现过了。至于知识分子的另一发明——“大民主”，当时受到毛的严厉批评，长期弃置不用，却在文革的“无产阶级大民主”中获得概念上的重生。遗憾的是，57年的整风鸣放沿袭的依旧是中共老一套的群众运动，没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没有从法律上保证人民自由表达的权利，这也就从大的框架上决定了参与鸣放者后来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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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丧失57年开放民主实验的良机之后，又历经了平均主义的幻灭。大跃进的失败造成了党内的分化，由刘少奇、彭德怀为代表的部分中共领袖倾向于退却，这是毛所无法容忍的。多年来毛便憧憬着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五七”指示可谓是他内心理想的蓝本。在新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人人都要学军、学工、学农、学政治、学文化，批判资产阶级；但人人又以一项为主，兼学别样。好一幅激动人心的画卷，而中国恰似“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其中的点睛之笔就是人——“社会主义新人”。毛泽东的悲剧在于，他厌恶人间一切形式的等级制，他的阶级论却又人为的将人间分为三六九等。过去搞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始终解决不了问题。党内的分歧，非但得不到消弭，反而变本加厉。在毛看来，对立的一方是“修正主义”，就在党内。为了“揭发我们的阴暗面”，只有“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革命。于是乎，在1957年的那次失败的预演之后，时隔九年，毛重新将火力对准自己的党。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设想，在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后，传统的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整体就已不复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仍会有各种游离的敌对分子存在，但并不构成完整的对立阶级。这就决定了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同的特点，换句话说，阶级矛盾已不再是现有制度的主要矛盾。斯大林模式却是一种极端化了的官僚政治实践产物，其要害在于由党的中央委员会包办替代一切。在僵化的体制下，人们发出的不同声音往往被视为“右派”向党发动进攻，“地、富、反、坏、右”则是阶级斗争的当然对象。对于“先锋队”的官僚主义倾向，晚年的列宁、卢森堡、葛兰西甚至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等人都事先提出过警告。可惜列宁早逝后，其他人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阻止官僚化的进程，他们中的多数人甚至为这一努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毛泽东的回应却得再三推敲，他强化了阶级斗争，也就是九大报告中所表述的“两条路线”之争，这是继承性的一面；他又不止于此，以向“党内走资派”开战和“大民主”而言，他的理论严重的偏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体现超越性的一面。所谓文革，实质上就是从左的极端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一次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