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文革的起源—另一个“官方”版本的解读(4)
2014-07-26 01:06
导读：学者崔之元曾有惊人之语，“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为
学者崔之元曾有惊人之语，“毛泽东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采之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于他对教条化马列主义的超越还不够彻底。”为何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呢？这是因为“他以执政党领袖的身份，勇敢地提出了如何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防止新阶级的出现、实现“大民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当然有深刻的局限性，但与知识分子习以为常的清谈不同，他的理论有着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重要的不仅是毛泽东本人如何理解他自己的理论，而且更是各派群众如何运用他的“党内走资派”学说。这就好象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支持普选权，最初只是为了打倒政敌，但普选权一旦落实，便获得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其结果大大超出了波拿巴和俾斯麦的初衷。”此处是从挖掘文革的合理因素出发进行的一番善意的发挥，假如让我们重返那滚滚的文革硝烟，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还会有着这般诗性的幻想了。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各个阶层、各种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运动主要的支撑力量造反派也不例外。李宪源先生曾花了很大工夫来研究文革造反派这支奇特的力量，得出的却是充满感伤的结论：“无论从其社会产生根源与政治特征，还是从其出现的形式、过程和遭遇结果看，文革造反派与一九五七年受到打击的右派，几乎可以看作是一根藤上的两颗苦瓜，两者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惜乎造反派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砸烂一个旧世界还排得上用场，被遗弃的命运终究难逃。或许有鉴于57年一度失控的教训，毛泽东祭起“个人崇拜”这把尚方宝剑，也是于事无补，控制不了局面。于内，毛泽东自身的思想认识，忽左忽右，难以琢磨。在外，文革中“造反”与“保守”对垒之激烈，各派势力呼喊着毛泽东语录撕杀成团。两派的互搏，犹如毛内心交锋之物化，陷于继承与超越的两难处境而无力自拔。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十六条》有言：“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在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为了应付67年“天下大乱”的危局，毛舍公社而取革命委员会，将选举制替换为“三结合”， 以“大民主”为始， “大专制”为终。在“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现实修正了理想，斗争压倒了民主。于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诞生了。
四、脱离理论的现实
九大在十年文革中的地位其实相当尴尬。先看会议召开的背景，到一九六八年九月西
藏、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为止，在除台湾以外的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了“三结合“的类似权力机构。当时的最高指示是：“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然而在实际委员会权力分配当中，往往伴随的是各派你死我活的血腥争斗。委员会的权力高度集中，排斥异己，毫无民主可言，其专制程度远甚于文革之前。有李一哲大字报为证，“复辟行动是开始于一九六八年下半年，并以一九六九年法定林彪为接班人达到高潮。”毛此时已锐气大减，为了维护国家必要的统一，尽快恢复党的组织系统，只有默认这个局面。事实上，到了1969年，群众运动的能量几近耗尽，文革所剩下的惟有狂热的个人崇拜。刘少奇是下台了，可毛的政治地位稳固了吗？历史偏偏开了个最为残酷的玩笑， 1971年林彪爆炸，举国震惊，人们信仰由此坍塌。
李一哲在同一篇文章里还有这样的比较：“一九五七年右派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是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而一九六六年以后人民群众在民主的口号下反对的则是党内走资派的资反线，特别是反对林彪所推行的那种面目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法西斯路线。”该篇发表于1974年，行文自也无法摆脱那鲜明的时代烙印，然文章中流露的却是社会中下阶层对文革颇具代表性的另类看法，其观念之独到，见解之深刻，就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而言确乎已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