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主化：私域意识的转变(3)
2014-08-06 01:11
导读：从现实合法性来韩国民主化，以下几个方面是使民主化进程不可倒逆的因素：（１）民主在受过高等的民众中的社会化；（２）中产阶级的成长，其成员对
从现实合法性来韩国民主化，以下几个方面是使民主化进程不可倒逆的因素：（１）民主在受过高等的民众中的社会化；（２）中产阶级的成长，其成员对经济成功和政治权利越来越有信心；（３）压制迅速发展的民主运动需要高额的代价；（４）韩国要成为一个为外部世界所承认和接受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愿望，这种地位在经济持续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５）韩国为自身安全需要与美国结盟而具有的独特的外向性。⑥
在一定时期，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要求国内政治、经济的自由化提供了强烈的诱因。一种悲观的观点认为，各种形式的无冕之王借民主或共和之名延续着王权的统治，现代权威主义取代了传统的权威主义。确实，在初始阶段，即使在热烈拥护民主的政治精英，对西方民主文化也只有肤浅表面的认识，缺乏本质上的理解，在他们那里，对民主的追求只是表面的狂热，而不是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气质，民主只是流行于口号，而不是需求。⑦但是我们不难从几代人的不同经历中找到答案。在韩国，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精英中以日本
留学生为主，从七十年代起，美国学生开始占多数，而在经济腾飞和民主起步后的韩国，依然以去西方的留学生占多数，但有所不同的是，他们很显然地在西方的国度中受到更多的欢迎，也因此而对西方的民主理念产生亲切感和认同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儒家传统私域意识在精英阶层的转变。
三、民主化的推动力：与宗教精神
亨廷顿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⑧经济发展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合法性基础民众化，即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选民的承认，而不再是向来就有的权威的延伸。没有这个前提，在权威主义盛行的东亚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只能巩固和增强高度集权政府的合法性。在韩国这个条件是具备的。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在现实中，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正是朴正熙推动强有力的权威统治的时期。朴正熙推行“经济第一主义”，大力扶持大型，军人政府通过高度集权，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按照韩国人的说法，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总统就是总经理，政府是
企业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⑨韩国经济就在这样的高度权威主义之下高速发展着。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1976年竟达到15.1%，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80的1510美元，被称为“汉江奇迹”。
经济发展导致了韩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从而使城市人口剧增，中产阶级力量壮大，产生了多元的结构，同时也促进了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而这些都是民主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一批受过西方民主思想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反对党的政治精英，开始要求重新检验现政府的合法性。正如亨廷顿所言：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愿望和期待得不到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⑩。
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一个并没有经过资本原始积累的发展家而言，必然会导致严重的腐败和贫富差距现象。事实上，由于军队介入经济生活，这些现象在韩国相当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底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渐增多和尖锐化，政权合法性的重新检验也已经迫在眉睫。正如我们看到的，全斗焕通过政变上台后，不得不允诺只担任一届总统，并且声称要致力于下届政府的和平过度。卢泰愚在一开始就不得不接受反对党的八项主张，发表６·２９宣言。政权合法性的重新检验是通过新的利益聚合来完成的。在新的利益聚合中，原有的民主构架成为了过渡的平台。这使得一个民主的政府最终和平地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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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推动，除了合法性基础民众化这个前提之外，大多
数学者都能看到它的重要性，而且并不随着危机而去否定由这种经济发展带来的民主政体的稳定性。但是对于宗教因素，人们却极易忽视，尤其在亚洲学者那里，这似乎显得无足轻重。而本文想着重指出的是宗教因素对非宗教国家而言，正如民主对于非民主国家一样，具有极大的整合力。相对于民主对政治精英的极大诱惑力，宗教对于知识精英的诱惑力也是极大的。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制中，政治精英往往来自知识精英。所以宗教对于民主的作用，在逻辑上就已经显出重要性了。这种对知识精英诱惑力极大的宗教在这里专指基督教，相对于佛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它更具有普世的意义，事实上，最初的民主观念就是由基督教的传教士带到亚洲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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