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主化：私域意识的转变(4)
2014-08-06 01:11
导读：韩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存在。至于儒教，它是否在韩国能被视为一种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的问题，而在中国的传统中
韩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有存在。至于儒教，它是否在韩国能被视为一种宗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的问题，而在中国的传统中，儒教更多的是一套伦理体系。但即使因为在韩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集体祭拜孔子像而把它作为一种宗教，经历了朝鲜王朝，它也已经蜕化为党争和贵贱等级差别的实用思想了。而佛教则因统治者崇儒抑佛政策而趋于衰败。道教蜕变为流行于风水占卜先生、衙门文书之辈的民间土俗信仰。而且称得上传统宗教的这几种宗教在朝鲜近代史的动荡时期，对民众的不安全感都未能开出有效的药方⑾。
相反，基督教却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正如一位韩国人形容的，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⑿在被日本统治的时期，儒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基督徒在这个时期有了迅猛的发展，天主教徒从1910年的7.35万增加到1945年的18.36万，而新教徒也在此间增加了十万人次。⒀
战后基督徒的人数更是迅速增加，到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天主教徒增加到１１０万，成为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拥有天主教徒数量列第四的国家。而新教徒增加到９００万，占总人口的２４％，即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新教徒。⒁基督教在韩国如此迅猛地发展，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儒家传统私域意识的崩溃。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种有效的推动力量，在于它具有普世主义的基督教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努力将自身融入到人性之中，并要奋力去改变世界。⒂基督教反对把个人溶入集体，它认为上帝与每个人同在，因此主张人人平等，主张不能把个人撇开，而个人则应当为整体的幸福做出贡献，基督教在的目标有了双重重点，即解救个人和集体。正如金大中所言“信仰基督教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意味着自救，而意味着献身救世，救所有的人，决不仅仅是自己。”⒃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新教历来被视为与民主平等的政治原则相一致，但天主教却以宗教裁判所在人们的头脑中印象深刻，在上，教会总是与地方政权、拥有土地的寡头和威权政府关系密切。但是，到了２０世纪，这种情况随着天主教本身的发展而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按照亨廷顿第三波，导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主教内部的变化。两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约翰·保罗二世为天主教的改革作出了最终也是最重要的贡献。１９６２－１９６５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强调了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强调由主教、教士、俗人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宗教领袖们有责任去“作出道德判断，而且一旦因为维护基本人权……使得这种判断变成必要时，还可以对政治秩序中的事务作出这样的判断”⒄而随着约翰·保罗二世在１９７９年就任教皇之后，教皇和梵蒂冈在教会反对权威主义的斗争中进入了舞台中央，指出“自由是人类真正的尊严的条件和基础”
然而教派的差别在衍生型基督教国家从来都没有达到纷争的地步，相反，在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天主教和新教徒甚至在一起共同做礼拜，共同翻译圣经。⒅宗教精神成为一种反传统、反权威主义的旗帜，反对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包括金泳三、金大中都是基督教徒，教会变成了“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
经济发展也促进基督教在韩国的扩张。韩国在战后的经济腾飞与基督教的上升势头几乎是同步和成正比例的。原因大概有：（１）社会结构不稳定与不安意识加剧，为宗教发挥其作用提供了土壤和良机；（２）由于不同阶层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导致了社会上被剥夺意识的日益增长，而需求水平的提高一旦与自身所处的境遇发生作用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宗教动机和宗教冲动；（３）现存价值观、权势极其共同体崩溃，而强调兄弟友爱气氛的宗教团体便可能成为恢复业已丧失的权威集团的重要途径。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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