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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模式:江南道路与资本主义萌芽(6)

2014-12-30 01:12


明清中国经济的发展属于这种“斯密型成长”。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而这种动力所起作用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又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具有多方面的含义。其中最主要的方面，一是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二是地区之间的分工与专业化。这两点在明清江南表现十分明显。在前一方面，从明代的“夫妇并作”到清代的“男耕女织”，表现了江南农村中工农业生产的分离和男女的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注解：参阅李伯重《“人耕十亩”与明清江南农民的经营规模－－明清江南农业经济发展特点探讨之五》（《中国农史》1996年1期）、《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3期）、《“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3期）。］。在后一方面，江南与中国其他地区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地区产业分工与专业化，通过这种分工与专业化，江南从外地大量输入各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同时大量输出工业产品。这种分工和专业化发生在一个正在形成中的中国国内市场内，而江南恰好正处于这个市场的中心。这个市场不仅容量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发展之中［注解：李伯重，TheFormation of China餾 NationalMarket，1500－1850，paper presented to the EighthAnnual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Congress，Victoria，Canada，June 27,1999。］。　

按照安古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的测算，在1700－1820年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从23.1％提高到了32.4％，年增长率达0.85％；而整个欧洲的GDP在世界GDP中所占的比重仅从23.3％提高到了26.6％，年增长率为0.21％［注解：AngusMaddison，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Run，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granisation for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aris），1998年，25、40页。贡德·弗朗克（Andrew GunderFrank）也指出：直到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世界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以致中国能够把世界生产的白银（当时的世界货币）的一半吸引了去（见AndreGunder Frank，ReOrient：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LosAngeles，Oxford），1998年，108－117页）。］。虽然这些估计数字还有待进一步验证，但是它们也证实了一点：在明清时期，中国国内市场不仅在绝对规模上，而且在扩大的速度上都大大超过欧洲。与英国相比，至少在绝对规模上，明清中国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所形成的大英帝国市场要更大。不仅如此，由于江南是大一统的明清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在这个帝国中占有最佳交通位置，因而江南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获得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从此意义上来说，江南从巨大的国内市场中所能享受到的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可能更大，也更有保证。此外，明清时期东亚地区国际贸易的发展，导致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圈的形成［注解：参阅滨下武志与川胜平太编《交易圈日本工业化，1500－1900》，株式会社，1991年，22－49页。〖ZK）〗］。而在这个贸易圈中，江南也处于中心地位。由于这种地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的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发展中，江南逐渐成为东亚地区的附加值高的轻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心［注解：前引李伯重TheFormation of China餾 NationalMarket，1500－1850。］。由于东亚地区此时正处于一个经济加速成长的时代，因此到了清代中期，由地区劳动分工与专业化推动的江南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远未达到其发展的极限。所以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江南经济将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