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家族因素(3)
2015-02-11 01:04
导读：在笔者调查的村庄，家族意识、家族组织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复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子如万丰村、古溪村等，重修族谱，修缮了祠堂；经济条件一般的
在笔者调查的村庄，家族意识、家族组织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复兴。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村子如万丰村、古溪村等，重修族谱，修缮了祠堂；经济条件一般的农村如古岭村、珠桥村等，重修了族谱；经济条件比较差的钟水村，也出现了认祖归宗的家族活动。在这些村庄，家族发挥了经济协作、社会互助及促进公益等良性作用。例如，万丰村通过家族关系引来了第一批港商，拉开了本村工业化的序幕。在古溪村，家族关系成了市场分工与协作的天然力量。在古岭村，非农经营的合作伙伴首先来自家族成员。在珠桥村，家族精英对维护村庄的景观利益（防止村里的古树林被砍伐）发挥了关键作为。在钟水村，家族集体行动是防止邻村侵占本村集体土地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家族认同得以强化以后，村民选举的结果往往受强族大姓的左右，小姓村民的权利容易受到忽视甚至侵害，这的确需要警觉。
二、家族与政治：经验研究
当代农村家族组织的结构对村党政组织的权力配置有直接的影响。在某些农村，家族势力格局决定着公共权力在村党支部与村委会之间的配置，这种状况是村政的家族化；而在另一些农村，各家族(或房族)在村庄的地位决定于其代理人在农村权力结构中所处的实际地位，这种状况就是家族的政治化。
村庄的家族结构取决于两个因子，一是姓氏结构，二是房系结构。从姓氏结构来看，最基本的类型就是复姓村落与单姓村落；从房系结构来看，任何家族内部又可分嫡系和支系房族，并用字辈、嫡支等形式规范族内关系。
复姓村落存在两个以上的家族，家族内部成员自称“本家”，本家之间的关系是一个自然的血缘关系或共戴一个祖宗，在其下又可细分出不同的房族。而村庄利益摩擦主要发生在不同姓氏的家族之间而不是房族内部。复姓村落提供了村庄内婚的社会条件，各家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一方面提供了调节家族利益矛盾的天然机制，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复姓村落的社会凝聚力。在复姓村落，人们社会关系网络由两个次级网络构成，一是以男系为链条的本家亲缘关系网络，二是母系为链条的娘家亲缘网络。因此，那些具体的家庭就是这两个社会网络中的一个连结点。处于这种亲缘网络中的人们，既可以从本家中寻求社会帮助，也可以从娘家获得援助。一个和谐的家庭，亲家之间一般存在良好的互动关系。复姓村庄的这种亲缘网络关系对村庄的权力结构具有深刻的影响。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 ）
对于单姓村落而言，村民一般存在或远或近的血缘关系，根据这种关系可以区分出一些次级的亲缘团体，这就是房族。这种在历史中自然形成的房族关系，既是村庄社会整合可以提取的历史社会资源，也是村庄内部利益摩擦的社会根源。单姓村落的社会紧张关系主要表现按在各房族之间的利益争夺。这些利益不仅表现山林、水源、墓地等自然资源，同时还包括支配村庄共有资源的权力资源。然而，当村庄面对共同的外来侵害力量时，村庄一般会采取集体行动共同对付入侵者，从而表现出高度的家族亲和力量。其次，单姓村落的婚姻圈一般跨越村界范围，娘家与亲家的关系没有复姓村落那么密切。这种婚姻关系使得以男性本家亲缘网络的功能大大强于娘家亲缘网络的作用，从而有助于加强男系家族对村庄权力的控制。
在笔者调查的五个村庄，古岭、珠桥和古溪是复姓村落，万丰村和钟水村是单姓村庄。
1、古岭村
古岭村地处湖南南部的一个郊区村，经济发展在当地处于中等水平。本村共22个姓氏，其中李、陈、杨、孙、崔是本村人口较多的五个大姓，分别约占本村总户数的20%、15%、13%、8%和7%，其余姓氏所占比重低于5%。先后担任过村支书的有崔、李、朱、陈、袁（女）和孙姓成员，而村长（大队长和村主任）职务则一直由李姓家族成员担任。
在本村，村支书职位分别由几个大姓家族的成员轮流担任，而且这个职位曾经由嫁到本村的新娘担任。这说明，本村各家族对党支部的影响并不大，没有出现家族权力垄断或家族统治的局面。而村长职务则长期由李姓人员担任，据说在保甲制时期，保甲长一直都是由李姓人员担任。原因也许是李姓村民人数多分布广，有2个村民小组的李姓村民占了90%以上，因而在村委会选举中占优势。而且，李姓是古岭村原住民，除了朱姓之外，其余姓氏3是都是后来陆续迁移过来的。而朱姓家族早已衰败，现在不足10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