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家族因素(5)
2015-02-11 01:04
导读：4、万丰村 万丰村是广东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农村（非农收入占本村总收入的95%以上，村村政年收入4千万元左右）。这个村是一个单姓村
4、万丰村
万丰村是广东深圳市宝安区的一个工业化程度很高的农村（非农收入占本村总收入的95%以上，村村政年收入4千万元左右）。这个村是一个单姓村落，全村原住民全部是潘姓族民，只有四五家是外来户。这个家族内部共有四个房屋，分成五个自然聚落，其中四个聚落基本上本房族民，一个聚落由各房杂居而成。在人民公社时期，本村共分20个生产队，打破了原有的房族关系。1985年，本村又按自然形成的房族和聚落关系，重新整合成五个小村（村民小组），各小村建立了自己的经济合作社，并在五个小村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了大村经济联社，1992年大村经济联社正是改组为“万丰股份发展公司”。
由于万丰村是一个单姓村落，因此不存在像珠桥村那样的家族与土地之间的配置关系。因此，也就不存在一个家族利用阶级斗争来剥夺另一个家族的财产及其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在万丰村，土地在名义上都是同一祖宗留下的族产，随着土地在各家各户的损益，形成了不平衡的土地占有关系，但本村并没有大地主，只有十来个家庭土地不足20亩的小地主，本村还有一份族田公产，由族长掌握。因此，50年代的土地改革只能是抽肥补瘦，并把族田公产按人均瓜分，这样就瓦解了族权的经济基础。但家族关系是不可能由割断的。而且村民认为，只有土地不被外村人分走，无论怎样分配，还是本族的。也就是，尽管土地分配是按阶级成分进行，但土地仍然保持在族内流转（这也是绝大多数农村土地改革的实际情况）。
家族因素对村权力结构有持续的影响。村主要干部的配置，无论在大队体制时期，还是在村委会体制时候，都必须考虑房族因素。从房族因素来看，本村从没出现由一个房族垄断权力的局面。一般情况是，如果大房族（嫡房）的人员担任支书，那么村长人选就来自三个小房族之一。当然，大房族作为潘氏嫡传，在观念形态上是占优的，反映在实际政治上，支书、村长职务虽不能同时兼任，但总要担任其中之一。大房族这种地位，表明家族文化中仍然保存着“嫡传”的观念因子。这样的权力分配有助于利益在各房族的平衡。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5、钟水村
钟水村是湖南的一个穷村，村民人年均纯2000元左右，村集体年收入不足5000元。这个村也是一个单姓村落，除了两户家庭以外，其余全部为钟姓。本村钟姓家族有二个房族构成，这两个房族已经远离了五代，即本村人所谓的“出五服”。因此两个房族之间存在通婚关系。这两个房族一大一小，人数多的大房族分成了二个自然村，小房族构成一个自然村。本村两个房族之间比较团结，一是村内婚姻圈的存在；二是这个家族过去经常受到邻村李姓大家族的欺负，这一外来因素强化了家族的凝聚力。
本村在解放以前实际无地主，家族的公共土地就是墓地和一些荒山。土改时，荒山分给农户。本村在1956年正式成立党组织（党小组），在1958年建立党支部，村支书和大队长都由大房族的人担任。因为小房族的人有抓副业的传统，因而在政治上受到排斥。改革开放的前30年，这个村子实际上延续了由大房族管事的传统权力格局，只不过改变了家族治理的外壳。 1984年，上级要求村干部年轻化和知识化，于是改由现任支书主持村里的工作，改变长期由大房族主政的权力格局。现任支书1972年高中毕业，担任村支书之前，曾是公社农科站的制种员（生产杂交水稻种子），被公社安排担任村支书一直到现在。现任村支书来自于小房，并且字辈较低。他之所谓能够担任村里的“第一把手”，一是乡里的支持，二是他积累了社会关系资源。这些社会资本可以被利用来为村里谋些实际利益。例如，村里的照明用电就是他通过关系由县水电局无偿架设的。又例如，过去每年他都凭关系弄回一些平价的化肥、农膜等等分给村里人。所以，村民对年轻的村支书还是佩服的。村主任来自大房族，小学文化，是个热心肠的本分人，把各家各户的事都当作自家的事情，例如，村民建房他拿砌刀、村民杀猪他拿屠刀、村民结婚他热水酒，赢得了全族的信赖。其他村干部的家族背景与行为表现与此基本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