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家族因素(4)
2015-02-11 01:04
导读：笔者发现，古岭村的杨姓村民人数占全村人口的第三位（13%），但村主要干部中长期没有扬姓人员。因为杨姓村民是库区移民，60年代由政府安排而来。由
笔者发现，古岭村的杨姓村民人数占全村人口的第三位（13%），但村主要干部中长期没有扬姓人员。因为杨姓村民是库区移民，60年代由政府安排而来。由于杨姓村民不是原住民，对古岭村缺乏社会历史的认同感，限制了杨姓村民社会政治参与积极性的提高。目前，仍然有一些杨姓村民想迁回原住地，与古岭村存在心理距离。笔者访问扬姓村民时，注意到这些人总是用“我们”“他们”来区分自己与原住民，有的还说“我是这个村的‘客’，我的老家在乐冲（离古岭村约40里）”。
2、古溪村
古溪村地处广东东部平原地区，经济结构是个体私营企业为主，在当地经济中处于中上水平。本村由两个大姓所组成，一是李姓，全村55%的家庭属于李姓家族；二是黄姓，占40%；其余还有林、刘、张等姓氏。李姓家族分布在村庄的东头，原村落三面环河，以桥为门，设门神、碉堡、护卫，据说是为了防匪防盗。黄氏家族在村庄的西头，村子四周是平坦的耕地，古旧的村落建有围墙，围墙的四角也是碉堡。其他的姓氏的家庭，本村人一般称“杂性”人家，主要是后来陆续落户本村的村民。80年代以后，许多李姓和黄姓村民在各自的老“村堡”附近新建房屋，祖宗留下的老房屋大部分出租给了外来民工居住。据笔者了解，本村的两大姓在过去常为土地而生纠纷，发生过比较大规模的家族械斗。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以后，土地归集体所有，各家族关系也被生产队体制打破，家族矛盾让位于政治运动。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李姓的地主、富农和“投机倒把分子”（经商村民）成为阶级斗争的主要靶子。
在人民公社时期，大队权力基本上黄姓家族把持，大队支书、队长均由黄姓人员担任。历史原因是，在过去（解放前），李姓经商的多，黄性种田的多。李姓比黄性富裕，黄性家族的土地许多都被李姓买走。结果，村庄的地主以李姓为多，佃户以黄性为众。这种经济结构使李姓家族在土地改革时受到致命的打击。黄性贫雇农在共产党工作队支持下，掌握了村庄的权力，夺回了被李姓占领的土地，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李姓家族的“族老”们都遭受了羞辱。这种权力结构一直保持到人民公社体制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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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李姓家族成员又靠经商办企业迅速发家致富，黄性村民家庭办企业的少，打工的多。所有，李姓村民又掌握了村庄的经济主动权，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且，通过村民选举，村庄的权力又转移到李姓家族成员手中。然而，经过30多年集体体制的改造，两个家族的利益矛盾的根源（主要是土地占有的不平衡）已经不复存在，特别是随着家庭工业化的发展，家族之间的社会经济合作机会增多，家族矛盾趋向缓和。特别是由于农业对村民家庭收入贡献的持续下降，无论是李姓还是黄性家族都把经商办厂当作家庭、家族的头等大事，对由谁当村长抱无所谓的态度。
3、珠桥村
珠桥村离古岭村30多公里路。这个村子主要由程、朱、刘三大姓构成，分别约占村总户数的30%、28%和20%，其次还有黄、张、雷、李等姓村民。其中，雷、李两姓主要是瑶族（过山瑶）。
同古溪村一样，珠桥村家族结构对村庄权力组织的影响与传统的土地关系有密切的关系。前面笔者指出，珠桥村是本地的“谷仓”，村民家庭收入主要来自于土地产出。在解放前，本村的富户主要集中在程姓家族，佃户主要分布在朱姓家族，自由农（中农与富农）主要分布在刘姓家族。本村有所谓“程门无寒士，朱家无富户”的说法。当时，程氏家族控制的土地占本村土地的58%左右，其中20%属于族田公产。刘姓家族约占有25％的土地，也有族田公产。而朱姓和其他姓氏村民大多是程姓地主及族田的佃农。这种经济关蚓龆了保甲权力由程姓家族把持。
1950年实行土地改革，程姓大地主（乡长与保长）被镇压，程姓族田公产全部没收分配给无地少地的朱姓村民。在本村第一批入党的村民中，三个是朱姓，一个是雷姓（长工），由他们组成第一届村党支部，控制了村庄的政治经济大权，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1984年。1984年朱姓老支书退了下来，由刘姓党员接任。此人是个老好人，为人四平八稳，上下不得罪，目前仍然是本村的村支书。1991年本村选举了程姓村民担任村主任。此人的家庭成份是地主（中小地主），过去一直在村中抬不起头。非集体化之后，以他承头，兄弟四家加堂兄三家合伙在外经营矿产，然后在村里开办了第一家选矿企业，程家迅速富裕起来。受其影响，不少村民加入他们的经营队伍，其社会影响力迅速攀升。这个村的干部职位主要由村里的三大姓所控制，村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权和财权主要掌握程姓人员手中，朱姓干部在经济管理事务上也比较有影响。刘姓支书主要管理党务和应付上级日常工作。两个小姓干部主要承担治安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