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研究(1)(3)
2015-02-13 01:00
导读:所谓派生性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通过文明的传播和吸纳而实现的社会发展。派生性社会发展究竟是贯穿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一种普遍的、常规的历史现
所谓派生性社会发展,实质上就是通过文明的传播和吸纳而实现的社会发展。派生性社会发展究竟是贯穿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一种普遍的、常规的历史现象,还是所谓前世界历史时期的一种偶然的、特殊的历史现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派生性社会发展研究中所曾面对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逻辑的演绎,而是在于历史研究。所以,虽然囿于19世纪中叶历史科学的发展水平,他们确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误认为:“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方都是单独进行的。”(p61)但随着历史学界和他们本人的历史研究的逐步深入,他们后来已对此做出了重要修正,并由此表明:派生性社会发展并不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的、偶然的历史现象,而是一种广泛地存在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普遍的社会发展方式。派生性社会发展一部分是“通过移民和比较发达的民族影响比较不发达的民族来实现的”(p332),另一部分则是借助战争、征服和民族同化的形式而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他们对于人类各大历史阶段的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论述,具体地展现了他们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的重要思想。
首先,关于原始时代的派生性发展,马克思指出:“像人们在秘鲁所看到的那种共同生产和公有制,显然是这样一些征服者部落所导入的和带去的派生形式,这些部落在其故乡曾经习惯于一种古代的更简单的……公有制和共同生产。看来我们在克尔特人那里,例如在威尔士所遇到的那种形式,同样是带到那里去的,也是派生的,是征服者带给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部落的。这些制度由一个最高中心加以完善和系统地造成,这证明它们的起源较晚。”(p489)可见,在他看来,早在原始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及人类各社会之间的相互交往,即已反复地造成了从原生性社会发展到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转变,因而也就使派生性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了人类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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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关于奴隶制时期的派生性社会发展,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方面,“罗马的行政和罗马法到处都摧毁了古代的血族团体”(p144),奴隶制国家为着自身的利益迫使原始民族上升为“只是由于异族的压迫才被强迫提高到文明发展的最初阶段的民族”(p329),这在当时曾经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对于广大文明地区的征服,也产生了进一步传播文明和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如果亚历山大……也是一些像泛斯拉夫主义者……那种软心肠的人,那历史会是什么样子呢!”(p333)不仅如此,“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p211)。而罗马帝国的现实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就在于它对于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具有文明传播意义的征服与统治。
再次,关于欧洲中世纪时期的派生性社会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西欧,“英国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p82),这种“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这种通过征服和文明传播所实现的“异常迅速”的发展,就是一种“派生的”历史发展。(p489-490)在中欧,“自从查理大帝时代以来,德意志人就十分顽强地力求征服欧洲东部,把它殖民地化,或至少文明化”。“德意志人并吞其他民族的趋势过去一直是……西欧文明传播到东欧的最有力的方法之一;只有当日耳曼化的过程进行到那些能够作为独立民族生存的团结一致的大民族(……)的边界时,这种趋势才会停止。”(p541-542,571-572)在东欧,“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p285)。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具体地阐述了欧洲中世纪时期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历史普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