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中国关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2)
2015-04-23 01:00
导读：二、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来，一些学者敏锐 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二、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研究
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来，一些学者敏锐 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将伴随着相对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的出现，而 这种市民社会的成长壮大将为民主化进程提供强大的动力并为民主政体奠定结构性基础 。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关于市民社会的研究热潮，并且出现了把公民社会、治理和善治联 系起来加以研究的趋势。
1993年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就中国市民社会建构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早期的市民 社会研究主要在政治
哲学 层面上进行，学者们试图厘清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脉络， 阐明市民社会的结构要素和价值要素，提出建构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以便 为市民社会发展争取自主与合法的活动空间。
90年代末以来，学术界对市民社会研究进一步深入，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 学者们开始更多地使用具有褒义的公民社会称谓来代替市民社会这个带有贬义的称呼( 容易使人联想到资产阶级社会或城市社会)，公民社会理论更加强调公民的政治权利(包 括知情权、参与权和结社权)。其次，与公民社会密切相关的第三部门研究和非政府组 织研究发展起来。第三，国家—市场经济—公民社会的三分法逐渐取代国家—社会二分 法，成为公民社会研究的主流，学者们运用新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公民社会的结构和作用 。公民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互补关系受到人们的重视，公民社会参与 国家事务也受到学者的肯定。最后，一些学者将公民社会、治理与善治联系起来，指出 公民社会在中国的悄然出现促进了治理的变迁和治理结构的多样化，推动了民主治理和 善治。治理和善治的概念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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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持续研究和启蒙工作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作为公民社会基本 单位的各种民间社团和组织存在的合理性得到了官方的认可。民政部专门成立了民间组 织管理局来管理各种民间组织，政府也出台了民间社团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条例，以加强对民间组织的规范和管理。各种非政治性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 般涌现出来，并积极从事各种社会公益事业如环保、慈善事业以及申奥等，政府有关部 门也开始倾听民间组织的意见并重视发挥他们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各种民间组织特别 是社会中介组织的成长壮大为政府职能转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在90年代以后进行的机 构改革中，政府开始有意识地退出某些经济和社会领域，各种民间组织特别是社会中介 组织积极填补政府退出后留下的活动空间，依靠自治自律来进行自我管理。
三、中国走向民主之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究竟是自上而下由中央政府推动，还是由基层和地方政府进行民主 试验然后逐步向更大范围推广并逐级向上实行，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入迷的问题。
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前，中国知识界中部分人将民主化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政治领导人 身上，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并期望开明的领导人能够自上而下 地推动民主化改革。无论是激进民主派还是新权威主义者都不例外，尽管新权威主义者 的政治改革方案更加保守。这一时期对民主化道路的探讨更多地停留在学理层面。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思想界在如何实现民主目标方面变得更加现实，更加注重 从中国国情出发研究问题。不少学者发现了村民自治或基层民主在重新开启中国民主化 进程中的重大意义。一大批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表现出极大的兴 趣，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对于基层民主选举从村级逐级向上发展抱有乐观的 预期，希望中国由此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民主化道路。而有些学者对此持更加谨慎的态 度，他们更看重“草根民主”所具有的示范效应和对农民进行民主训练的作用。90年代 末以来，“两票制”(村民推荐票或信任投票和党内选举投票)选举村党支部等党内民主 新形式和乡镇党政领导选举制度改革(包括乡镇长直选、三轮两票制选举和公推公选等 多种形式)的新发展引起不少学者的密切关注和认真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们代表着 基层民主发展的方向，尽管选举的具体做法和程序仍有改进的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