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空想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特征(7)
2015-04-27 01:44
导读：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往往对革命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认为，凡是革命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动荡，有时甚至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这既不利于人民的安
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往往对革命表现得十分谨慎。他们认为，凡是革命都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动荡，有时甚至发生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这既不利于人民的安康，也不利于动员社会上那些富人慷慨解囊。柯尔在谈到傅立叶的革命态度时指出：“傅立叶对革命毫无兴趣，他以提出具体的革新建议时极为谨慎，这同他幻想未来时的大胆作风恰恰形成发对照。”（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者》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2页）傅立叶希望有的富人会慷慨莅临，帮助他创办“法伦斯泰尔”。他有时也向君王呼吁，可是从来没有求助于劳苦大众或革命。劳苦大众对于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是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视域之外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第一，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虽然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但他们的基本广场并不是把自己与人民大众放在一起，而是自视为人民大众的救世主，把人民大众是为施惠的对象。在社会观点上，他们始终看不到人民在历史上的根本作用。他们认为，真正推动社会进步的是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人。由此出发，他们不可能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大众身上。更有甚者，有的社会主义学者把人民看成毫无批判性的惰性存在和在社会行为中没有社会责任感的危险力量。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批判的批判“虽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但它仍然万分怜悯群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这句话用于空想社会主义倒可以反过来说，“虽然认为自己是万分怜悯群众，但它仍然认为自己是多么地超出群众。”由于他们这种英雄史观，他们不可能把社会发展的希望放在人民群众身上。他们曾苦苦地追寻走向未来的道路，但是除了求助于社会的上层人物（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上层的人物是这个社会的精英，惟有他们才能承担其变革社会的责任。“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就是求助于自己的批判的头脑。（因为他们认为，惟有这种批判的头脑才能为未来展示一条光明的大道。）舍此两条，他们再无办法。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上层人物是这个不平等社会的既得利益者，改变这个社会就等于灭了他们的根本。他们中的有些人即使有些许自我牺牲的精神，从总体上看，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根本利益作代价。当欧文在一次晚会上，一不留神偶尔说出社会变革可能要靠群众推翻现存制度的革命时，在场的贵族富人们都避而远之，此后再也不肯跟这个往日被他们称慈善家的人来往了。而他们那批判的、理性的头脑所产生的批判思想如果离开了物质的力量，那么只是灰色的意识。“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2页）而这种实践力量并不是他们自己身体力行的善举，（诚然，这些善举的确令人钦佩。）而是作为社会物质进程的变革的革命活动，是群众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提出：“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4页）
中国大学排名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虽然肯定社会变革的必要性，但没有看到这种变革的革命性，以及这种革命变革的曲折性和艰巨性。他们的社会改革方案在总体上是以不触动现存社会的基本制度为前提的。圣西门认为，只要知识发展了，经济就能增长，社会就能进步。所以，他致力于通过实业来造福人民，推动社会变化发展。傅立叶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正当的途径，即资本家的慷慨解囊，促使现存社会中人们进行协作，才能出现在世界上。傅立叶曾经常向资本家呼吁，希望他们了解他的理想制度是何等的美妙，并刊登广告请资本家出资。遗憾的是他的义举并没有打动他虚席以待的资本家。普鲁东这个曾经被马克思称作法国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在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也是陷入了浪漫主义的幻想。他认为，在现实的条件下，工人们只要节约工资组成储金会，用这些钱来设立一些生产合作社，并逐渐使其发展、扩大，直至有力量用逐步收买的办法消灭大资本，并由全社会的生产者共同平分这些财产，使得那些过去“从社会逸出的财富”（如利润、利息等）转归社会本身。这样就可以进入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灭贫困，人们可以自由地生产，幸福地欢度岁月了。针对普鲁东的这种“施特劳宾人的田园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恩格斯曾进行嘲讽式的批判。恩格斯说：“用无产阶级的储金……暂时购买整个法国，以后也许还要购买其余世界。这样一个卓越的计划真是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而且，既然打算表演这样的戏法，那末用月亮的银光立刻铸造五法郎硬币，岂不是更简捷得多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7—58页）恩格斯还指出，正是因为普鲁东心中藏着一个和平的药方，所以他才抱怨和攻击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