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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分期标准

2015-05-12 01:12 【编者按】如果考虑到“西方”这一范畴在语境中与“资本主义”的重合性，那么，我们便会发现：文明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长提供着最真实的物质基础，这个基础同样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基础。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把握需要在它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中进行。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持续关注并形成一批研究成果，但是在上述两个基础上进行的深度研究并不多见。我们在这里编发的一组笔谈，应该说较充分地照顾了上述两个基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线索及它的最新等基本上形成了具有原创性的成果。虽然它还是一种总体的讨论，但已经与国内外同类研究具有很大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从简单评述向深度研究的转向。随着我国主义市场实践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参照体系必然地会越来越受到国内的重视。在这种背景下，站在新的起点上以新的视角开展研究就尤为重要。为此，虽然这组讨论并不代表本刊的观点，但我们愿意竭诚推出它，以期激起学术争鸣，推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专题研究的深度模式的产生。
【正文】
从总体逻辑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进程，这必然要将之划分为不同的理论阶段，并找到各个理论阶段间特有的逻辑规定与理论进程，呈现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与主题转换的逻辑生长点，这是我们重新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张一兵教授将国外马克思主义格局划分为四个方面：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终结、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这是国内学者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理性审视，这无疑是重要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外学者在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时的理论分期，这就引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分期标准是什么？澄清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而且更有利于实现我们的研究同国外研究的比较与对话。
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将马克思的基本问题域划分为三个方面：“1、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2、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的的理论；3、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注：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根据这三个层面，阿格尔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划分为三个理论阶段：第一是以异化理论与人的解放为核心的理论建构时期，这主要包括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卢卡奇等人和法兰克福学派战前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为主的法兰克福学派战后的研究，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集中讨论的支配理论，也包括60年代之后出现的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以新的敏感性（如后期的马尔库塞）来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第三个时期是以重新研究危机理论为主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阿格尔集中讨论了米利班德的国家干预主义、哈贝马斯关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布雷弗曼的反对“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和以莱易斯为主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阿格尔的这一分期中，他是先将马克思的基本问题域界划出来，然后根据对这些问题的当代回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进行界划。虽然在阿格尔的研究中关心的还是“经典”意义的西方马克思，还没有涉及到80年代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理论动向，但相对于人头式或一般流派式的介绍，他的研究已具有了相当高的理论水平，因为他是从理论逻辑上把握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进程。
但如果进一步加以反思，阿格尔的分期标准是有问题的。他的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他拘泥于自己界划的马克思的问题域，这种“实体性”的标准限制了阿格尔的理论视 域。在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他们讨论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已找不到直接的对应物了，按照阿格尔的标准，这是无法进入他的研究的。所以当阿格尔局限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时，这不仅是因为时间的限制（阿格尔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由加利福尼亚古得伊尔出版公司1979年出版），也是由他的理论分期标准所局限的。第二，阿格尔所描绘的马克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中的马克思，是人本主义的马克思，虽然阿格尔给出了马克思哲学的三个规定，但实际上是以第一个规定为核心的。而在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恰恰是马克思哲学变革中所要扬弃的内容（注：参阅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下面我们会看到，对于马克思思想的这一混淆，会导致阿格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些流派的观点缺乏深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