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社会化(3)
2015-07-24 01:16
导读：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
宪法规定人民拥有一切国家权力的原则。因为人民拥有权力的“必要条件是人
民阻止任何无限的权力”……“否则它只会把得到的绝对权力带进生活中。它
的实际效果同所希望的效果正好相反”。［4］（p80）在“大民主”的情况
下，人民的利益要求根本进入不了政治决策过程，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功能
──表达民意、制约政治权力、调节政治系统运行——已完全丧失。这种“民
主”的实践后果只能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是对民主法制、人民的政治权
利及其它权利的空前践踏。这种政治实践形式，使人们长期压抑的政治热情以
狂热的异化方式暴发出来，本来就极其淡溥的民主法制意识荡然无存。其次，
在政治运行中，政治录用成为制造和强化个人崇拜等政治文化内容的操作性手
段。当时，以“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作为识别、选拔和使用干部
的标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5］这种政治录用标准不但具有
模糊性，而且是以毛泽东错误政治思想和扭曲其正确政治思想理论为前提的。
所以，它只能起到强化人们的政治依附、个人崇拜意识，把上层主导政治文化
绝对化的消极作用。
再次，在“文革”时期，政治领袖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对大众政治文化具有
明显的示范与引导作用。例如，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以表示对他们的支
持，煽动了他们狂热的政治感情；林彪、江青、周恩来等在公开场合高呼“毛
主席的路线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毛主席万岁！万
岁！万万岁！”，尽管这些同样的政治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可能不同，但对处于
政治运行最外层的大众来说，相同的政治行为所传递的政治文化信息却是相同
的，都强化了大众已有的个人崇拜意识及对“文革”的认同与盲从。因为，政
治领袖的特殊贡献、人格魅力或政治权力地位和大众低下的政治认知水平、依
附性较强的政治文化传统都使得普通大众容易认同和模仿政治领袖的行为及其
包含的政治文化。
二、大众传媒与社会舆论
大众传媒几乎完全被毛泽东与林彪、江青集团等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所掌
握、利用，成为发动”文革“、为“文革”制造舆论、宣传错误政治理论、传
播错误政治文化信息的工具。同时，大众传媒自身在“文革”中也受到一些冲
击。我们先来看看报刊。所有晚报全部停刊，正常出版的只有中央、省级和一
些地区级的党委机关报，各种小报满天飞。作为重要的传播媒介，报纸处于
“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的非正常状态。结构单一、内容单调的报刊以文
字为主兼有图象类的政治符号，持续地传播着错误的政治文化信息，严重地扭
曲着大众政治文化。再看看
广播电视传媒。十年间，广播电台增长了12座，发
射总功率也增加了95％。县（市）级有线广播站增加了322个，广播喇叭增加
了10倍，全国97％的人民公社，93％的生产大队，86％的生产队通了有线广
播，60％的农户安装了广播喇叭。［6］电视业经过1967年的短暂破坏后，此
后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些发展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了极大的消极作用。因
为，大众传媒的政治社会化作用是由其传播的政治思想与言论等政治文化信息
的内容与性质决定的。在传播媒介为一部分左倾政治文化主体控制的情况下，
广播电视业的发展非但没有成为表达人民政治愿望、要求和进行正常社会政治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控制与管理的渠道，反而成为扭曲毛泽东正确政治思想，宣传“无产阶级专政
下继续革命”错误政治思想、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及其它种种政治言论，压制
人民言论自由，控制社会舆论，禁锢人们政治思维，维护“文革”政治实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