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种世俗化的实践理性——评熊彼特的民(3)
2015-11-10 01:48
导读：（二）目标：“共同福利”v“一般人的满意” 古典民主观基本上以“人民的最大福祉”为目标，熊彼特称之为“共同福利”。当然，古典民主理论发展过
（二）目标：“共同福利”v“一般人的满意”
古典民主观基本上以“人民的最大福祉”为目标，熊彼特称之为“共同福利”。当然，古典民主理论发展过程中对“公共福利”的侧重点也并不一致。在古希腊时期，“共同福利”的目标基本被包含于“人民主权”的原则之中，共同福利体现为所有人的意志，所以雅典政制“兼具了‘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两个特色”。近代民主理论家基本上从契约论的角度来理解“公共福利”，但对其内涵的界定也就各不相同。如卢梭认为，“只要有若干人结合起来自认为是一个整体，他们就只能有一个意志，这个意志关系着共同的生存以及公众的幸福”；可见，他的民主目标强调的是“公共的生存以及公众的幸福”。洛克则认为，“人们联合成为国家何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可见，他更多地把“公共福利”理解为公民的财产权。而麦迪逊则强调民主应当获取的目标是防止大多数人的暴政，实现“非暴政的共和”。尽管如此，他们都还是基本上统一于“公共福利”这一顶“大帽子”之下。而熊彼特却完全扔掉了这顶“帽子”，他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共同福利”这一目标的不现实性：其一，因为不可能所有人达到“完全一致”的“公意”，所以不存在唯一的“共同福利”。其二，即便存在唯一的“共同福利”，也难以形成协调一致的行动规则。比如大家都追求健康，但有人着重锻炼，有的着重滋补。其三，“人民意志”是个虚无的概念，真正的“人民意志”无法求证。在指出“共同福利”的实现缺乏可行性之后，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可行的”衡量标准。他认为，“从长期看来证明能使一般人满意的结果可以视为民享政府的试金石”。相比较而言，这一标准确实更加具有可行性，也为他的整个民主观奠定了一个逻辑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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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性：“理性”v“超理性或无理性”
古典民主观认为，政治中的人性为“理性”的。古希腊的思想家没有专门对政治中的人性问题进行阐述，但他们的思辨普遍“留给人的一种印象，对世界作出全然新异的理解是可能的，这种理解依据的不是传统的信仰，不是人类共同的设想，普遍的认可，而仅仅是理性”。这时的理性一般理解为公民的参政能力，基本上是一种“选择的内部一致”的理性。而17、18世纪以来的民主理论家如洛克、卢梭、孟德斯鸠和潘恩等则认为，政治中的人性是一种“自利的最大化”的理性。然而，熊彼特却毫不留情面地指出，古典民主所建立的政治中人性为理性的假定是完全错误的。借助“群集
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熊彼特从实证地角度论证了一个命题：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不可否认，熊彼特对古典民主的这一批评非常到位、而且是致命的。而当今
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也正在验证着熊彼特在批判这一问题时的理论敏感和远见卓识。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就就认为，不论是“选择的内部一致性”的理性，还是“自利最大化”的理性，都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理性”都要求个人的“内在选择”与“外部的价值”之间存在某种一致性，而个人主观价值和社会道德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这两者之间不可能达到一致，所以人的经济行为总是不完全理性的。而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卡尼曼（Daniel．Kahneman）则通过心理学研究认为，在当今的复杂社会里，一个人不可能获得所有必要的信息来作出合理的决定，只可能具有有限的理性。显然，如果将这些思想贯彻到对政治中人性的研究也会具有同样的分析价值，可熊彼特却似乎是“妙手偶得之”。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四）主体：“人民”v“政治家”
古典民主观认为“统治”的主体是“人民”。实际上，自古希腊以降的民主理念基本上认同“人民”是国家统治的主体，只不过对“人民”的界定存在差别，有的界定为“绝大多数人”，有的界定为“大多数人”。当然，与之相伴发展的还有是另一条相左的思想脉络。从古希腊柏拉图提出的“哲学王”，到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主张的具有“狐狸”和“狮子”两种特性的君主，再到19世纪圣西门的“贤人治国”理论，都已经包含着对人民的极端不信任。而到19世纪的密尔、托克维尔则已经具有从人民民主论转向精英民主论的某些思想倾向。如密尔认为，社会中具有高度智力和优秀品质的人总是少数，而随着选举权不断扩大的民主制，其自然趋向是集体的平庸，“只有在有教养的少数这部分人中才能够给民主制的多数的本能倾向找到一种补充或使之臻于完善的矫正物。”之后的三位意大利思想家帕雷托（Pareto）、莫斯卡（Mosca）、米榭尔斯（Michels）进一步发展成为精英主义理论。认为人民在历史中并没有什么的地位，历史的舞台不过是精英们走马灯般地“你方唱罢我登场”。而熊彼特更是将精英主义民主观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在他看来，民主不是人民的统治，而是政治家的统治，是政治精英的统治。民主政治中的精英是通过竞争的合法途径，通过取得人民的选票来获得政治权力的，民主仅仅意味着把政府的权力交给那些获得最多选票的政治精英。从这种意义上，他得出结论，政治家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而选民的作用则被低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