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种世俗化的实践理性——评熊彼特的民(5)
2015-11-10 01:48
导读：“政治生活的分工”和“大规模民主的可操作性”这两点，为熊彼特“竞争式民主”理论的成功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它们是其中的最主要的
“政治生活的分工”和“大规模民主的可操作性”这两点，为熊彼特“竞争式民主”理论的成功建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它们是其中的最主要的两根“钢骨”，其他大大小小“零部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之相连接，并以它们为“着力点”。但是，要使他的民主理论具备“可行性”，能够在民主实践中成功运作，还需要具备优秀充足的政治阶层、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政治决定的范围有限和民主自制能力的提高这四个具体的社会条件。这四个条件正是安装在“熊氏号”民主战车两条“钢骨”上的四个“车轮”，它使这辆“战车”能够在政治实践的路途中滚滚向前。
（一）优秀充足的政治阶层
这一点是“政治生活分工”这一理论预设的基本要求。熊彼特的该观点显然是受马克思·韦伯的启发，却又有所发展。马克思·韦伯认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而生存。他认为，政治实践中的政治阶层实际上或多或少地都包含了这两种动机。而熊彼特认为，政治家必须品质非常良好，应当把政治作为一种事业。所以，要通过竞争式民主选举出品质非常良好的政治家，就必须有足够大的可供选择的基数。自然，“唯一有效的保证在于存在一个社会阶层，它本身是最严格选择过程的产物，又理所当然地一心一意从事政治，如果这样的一个阶层对于外来者既不完全排斥又不来者不拒，……而且它还将赋予他们体现经验的传统、专业的法规和共同的观点，增加他们对政治事业的适应性。”这一政治阶层包含政党领导人、内阁成员、议会成员等。他认为这一阶层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保证选举过程中竞争的充分性；另一方面为防止权力的垄断，实现“权力制衡”提供后备力量。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二）训练有素的官僚队伍
这一点是“政治生活分工”这一理论预设的必然结果。其中，我们也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马克思·韦伯留下的“思想痕迹”。马克思·韦伯的“支配
社会学”认为，直接民主制的行政，其存在是不稳定的；具有妥当性基础的支配必须是基于“组织”的支配，这个组织就是官僚制度（Beamtentum）。官僚队伍具有专业化、层级化、客观化、机械化和非人格化等特征。韦伯和熊彼特都强调官僚队伍的专业性及其对职业的忠诚。如韦伯认为，必须以“明确规定的、在很长时间内往往要投入整个劳动力的
培训过程和进行一般规定的专业考试作为（官吏）聘任的先决条件”；就任职务“被视为承担一种特殊的忠于职守的义务，换取提供有保障的生活”。而熊彼特也指出，民主政府的运行“必须有能力支配一个赋有强烈责任感和同样强烈集体精神以及有良好名望和传统的训练有素的官僚机构的工作”。不同之处在于，熊彼特更加突出官僚队伍在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韦伯认为，一种充分发达的官僚机制就如同一台机器，自然官员也就成为了机器上的某个“螺丝钉”，也就失去了一种独立性。而熊彼特则认为，“这个官僚机构应有效率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有能力提供良好意见是不够的。它必须强大得足以引导充当各部部长的政治家，若有需要，去教导他们”。非常鲜明地强调官僚要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独立解决问题的原则。
（三）政治决定的范围有限
这一点是“大规模民主可操作性”的基础。熊彼特认为，政治决定并非解决一切问题的良方，因为政治中人性的有限理性、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制度的类型、公共意见的取向、事情的种类和性质、特定时间和地点都会影响到政治决定的有效性。所以，为了保证政治决定的有效性，一方面要限制政治干涉的范围。因为，“民主政治并不要求国家的每一种职能都受它政治方法的支配”，所以要保留一些独立于政治的领域和可以用非政治方法解决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是在作出政治决定之前要充分听取专家的意见。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四）民主自制能力的提高
这一点是“大规模民主成功操作”的关键。与之前的精英主义理论家相比，这是熊彼特的进步之处。他认为，民主自制的要求有三点：首先，选民和议会的智力和道德水平较高，可以抵制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其次，选民和政治家之间达成双向的信任与自控；第三，要容忍不同观点的存在，保持社会的团结。虽然没有绝对的容忍，但是要尊重公民的意见。熊彼特认为，在大规模的复杂社会中，成功的民主实践永远是与对政治问题在背后说三道四，指手划脚相对立的。所以，民主自制其实是强调，民主实践中的各方主体都应以一种宽容、成熟和理性的心态来解决争端。因为，“正如人们经常所说的，民主依赖妥协。而且，民主理论本身也充满妥协——若干冲突的、互不相容的原则之间的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