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一种世俗化的实践理性——评熊彼特的民(4)
2015-11-10 01:48
导读：（五）本质：“政治价值”v“政治方法”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的确立有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早在在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民主就达到了高峰，但并不
（五）本质：“政治价值”v“政治方法”
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的确立有一个起起落落的过程。早在在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民主就达到了高峰，但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得到了确立。古希腊思想家的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如亚里士多德就将“民主”一词打入冷宫，特别是对“民众煽动家”极为厌恶。到了19世纪，密尔和托克维尔等人的理论开始消除以往这些思想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特别是密尔的《代议制政府》一书认可了全体人民对公共事务最后的控制权，使民主从此可以“登堂入室”。在反封建反教会的斗争实践中，“人民”代替了“上帝”，“人民主权”思想逐渐赢得了一种正当性地位。而一战后，“威尔逊总统以民主为名对人们在一战中为之承受的巨大牺牲的事业所作的概括被广泛地接受，产生了巨大的道德感染力，民主最终成为不可撼动的价值。”至此，民主的神圣化得以基本完成。而熊彼特却恰恰相反，将民主这一思想拉下了“神坛”，关注着“如何选举统治者”的问题，走向政治实践，走向世俗化。他认为被民主选出来的政治家并不一定具有一种道德伦理上的优越性，政治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职业”，就像实业家经营石油一样，只不过“他们经营的是选票”。因政治家的这种特殊利益所致，“民主方法产生的立法和行政，只能是政治职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民主的本质也就仅仅是一种政治方法。在这种意义上来比较，古典民主观的追求更多的是“实体正义”，而熊彼特的竞争式民主观的追求则更多的是一种“程序正义”。
四、民主观的“可能性”与民主实践的“可行性”
熊彼特的民主观是在对古典民主观批评与反思的基础上确立的。正是在这种批评与反思中，折射出了熊彼特为构建其竞争式民主观而预设的一些前提。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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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生活分工的必要性
以前的许多民主理论“显然忽视了政治生活分工的需要，把政治的功能等同于民主的功能，赋予人民无所不包的权责”，从而否认政治活动是一项职业。他们认为，任何时候政治成为职业，民主政治就堕落了。而多元主义思想家却认为政治领域的分工也是必要的。如狄骥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基于劳动分工的相互关联性会越来越强，而建立于相似性上的相互关联性成为起第二位作用的力量”，因而，在政治生活中同样要区分“统治者”和“公务员”；再如马克思·韦伯也认为，民主肯定了人民的权力，但民主不能同时赋予人民行使权力的能力，因此必须有官僚制度（Burokratie）。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延续了这一思想脉络。他认为，要将“统治”和“决策”作出区分，因为人民在政治中短期的人性往往“超理性”或“无理性”，所以“决策”的权力是人民无法直接或亲自实现的，必须赋予给被选举出来的“政治家”。那么，从事政治活动的政治家也必然具有职业性。熊彼特认为只要认识到了这一点，那么民主事实中的“许多谜团就迎刃而解了”。也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熊彼特进而认为，在全民直接参与难以做到的情况下，高质量选举就显得特别重要。立足于政治生活分工的存在，是熊彼特的民主观得以确立的第一个前提。
（二）大规模民主的可操作性
古典民主观提供的民主模式并不适合大规模社会，缺乏可操作性。集中体现在“完全一致”的决策规则方面：一是忽视了参与决策的个人之间“偏好”强度的不同。比如专家的意见比普通人的意见就更有权威和参考意义。二是忽视了选择的单峰性和传递性。如甲认为A优于B优于C，乙认为B优于C优于A，丙认为C优于A优于B，则甲、乙、丙三个人的投票选举结果可能体现为非理性。正是因为如此，古典民主模式往往只适合于较小的社会国家中。这种国家的理想典型是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合适的规模是“5040个农夫和他们的田产保护者”构成的社会；现实的例子是瑞士，“这个农民社会很少争吵，国内除了旅馆和银行外，没有大型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政策问题如此简单稳定，可以期望绝大多数人了解这些问题并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而熊彼特的民主模式立足于可操作性，严格地限定了民主的作用范围和程序性。对于这一点，当代著名的民主理论家萨托利也非常地赞赏。他认为，熊彼特的民主观“通过实际解释民主如何工作，确定了大规模民主并不是许多‘小民主’的扩大或简单的集合。因此自愿的团体不再成为标准或类似的对象，它是或取决于一个反馈系统，一个连锁反馈系统。”着眼于大规模民主的可操作性，是熊彼特的民主观得以确立的第二个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