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选举制度探析(2)

　　列宁高度重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十月革命前后，他坚持认为革命成功后应该采取巴黎公社那种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的民主形式。十月革命前，列宁明确提出：“一切官吏应由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他们的薪金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的平均工资。”在取得国家政权后，他提出，将立即实行“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管理”，“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105页）

　　列宁还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政党制度提出两个设想：一是参加苏维埃的各政党和平竞争，由人民选择执政党；二是布尔什维克和其他政党分掌政权，联合执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到一个月，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罢免权的报告中说：“国家就是强制，作为这种思想最完全的体现者的苏维埃，应当享有罢免权。那时政权从一个政党转到另一个政党手里，就不需要经过流血，只用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8页)。事实上，从1917年11月到1920年9月将近三年的时间内，苏维埃政府确有过多党合作联合执政的经历。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始终高举民主大旗争取民众。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权理论进行了精辟的阐述，他说：“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637 页）

　　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遍”、“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对中外记者团的发言时以在野革命党领袖的身分明确表示共产党“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中国共产党所已做和所要做的，也就是这些。（《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次日的《解放日报》）。

　　1945年7月，毛泽东与来延安访问的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关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对话，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很少有能跳出这个由兴盛到灭亡的周期率的支配的。能否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同志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对选举制的再认识与再实践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着手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力图贯彻巴黎公社式的直接民主的原则，但由于不符合当时俄国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许多困难和问题。

　　简单概括起来讲就是两个方面，一是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迫使共产党集中权力。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政党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合作协议，而骨子里却想的是夺权复辟。他们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发动反苏维埃政权的叛乱，暗杀共产党人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气焰十分嚣张。 列宁本人就是被社会革命党人刺伤的，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也死于社会革命党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取缔这些坚持反动立场的政党，逐步由多党制走向了一党制，由苏维埃代表制走上了政党代表制。内战爆发后，严酷的战争也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