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国家选举制度探析(3)

　　二是俄国劳动群众文化水平的落后成了民主管理中的严重障碍。在1919年3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列宁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用政党代表制取代人民管理制的必要性。他指出：“由于文化水平这样低，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俄共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页）后来，在同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的论战中，列宁更为明确的指出：“难道每个工人都知道如何管理国家吗？有实际经验的人都知道这是神话。”（《在全俄矿工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的报告》，1921年1月，《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无产阶级专政不直接由包括全体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现。只有吸收了阶级的革命力量的先锋队，才能实现这种专政。”（《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0页）。这样，列宁关于实行人民自治的、直接民主制的实践，很快被实行间接民主制的政治体制所代替。

　　与人民管理制向政党代表制相适应，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苏维埃转到了党的手里，从苏维埃高于各政党到将权力集中到无产阶级政党手里，并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以随机做出各种重大决策。1919年俄共八大提出，党应在“苏维埃中取得政治上绝对统治地位，并对苏维埃的全部工作进行实际的监督”。（《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三世界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71页）

　　在企业管理上，也从工人直接监督管理企业转向国家管理企业，企业的管理权完全交给了国家机关，包括企业领导直接由上级指派，由一长制取代过去的工厂委员会。

　　苏维埃的选举制和罢免制转向党的委任制。同时，作为最高工人监督机关的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的独立监督权和罢免权丧失了。这些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形成的东西形成以后，尽管在新经济改革过程中有所变化，但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到斯大林时期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发展起高度集中的个人集权制。

　　列宁逝世后，在1924—1929年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以季诺维也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联合反对派”以及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派”的斗争中，在坚持“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推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面都获得了胜利。列宁逝世后的党代会选出的７名治局委员中，除斯大林本人外，其余六人全部被枪决或谋杀：布哈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李可夫、托洛茨基、托姆斯基……在列宁建立的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15名人民委员中，有9人被杀，幸免的66人中，列宁和斯大林自己，其余4人都是在“大清洗”之前去世的。俄共十七大选出的173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10人从肉体上被消灭；这次党代会的199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活动”而遭逮捕、枪决。在军队,战前年代被逮捕的有：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16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5位，所有的军长，几乎所有的师长和旅长，将近一半的团长；所有的集团军政治委员，几乎所有的军、师、旅政治委员和三分之一的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在1933-1934 年，1937-1939 年，两次共有210万党员被清除出党，这些人大部分在“大疯狂”的年代里被流放和枪杀了。

　　很明显，在民主集中制的名义下，实行的却是个人集权制，民主选举制完全被委任制、推荐制代替；代表大会实际不起最高权力机关的作用；中央委员会的职能和集体领导遭到破坏。“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变成了“一切权力属于党”，很快又演变成“一切权力属于总书记”。党内权力向中央政治局集中，最后权力实际上集中在少数领导人手中，甚至是总书记手中。因此，有人嘲讽到：“在苏联搞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书记专政。” 自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这种个人崇拜为实质的集权制进行过批判，但这种体制始终没有根本改变。倡导民主化的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摆脱个人集权制的桎梏，在很多情况下，他仍然实行的是个人决策。最典型的是在外交上，戈尔巴乔夫置苏联外交部和苏共其他领导人于不顾，在谢瓦尔德纳泽的协助下一意孤行地推行其外交“新思维”，在东欧单方面地宣布“松绑”，要求东欧各国像苏联一样进行全面改革，使东欧国家的政治剧烈动荡，在东欧剧变的冲击下，苏联内部的民族主义情绪急剧发展，并最终分裂成15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