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路径分析(2)
2016-07-27 01:01
导读：4.咨询型法治政体说。潘维认为：“政治改革的导向有两种选择，一是民主化，二是法治化。二者总有先有后，世界上从未有哪个国家能够二者同时兼得。
4.咨询型法治政体说。潘维认为：“政治改革的导向有两种选择，一是民主化，二是法治化。二者总有先有后，世界上从未有哪个国家能够二者同时兼得。民主与法治是可以兼容的，但民主化和法治化两个过程却从未共生，因为二者的操作方向不同，无法兼容。…以法治为导向、以吏治为核心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比较适合中国特点。”他将这种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特点概括为五个方面：（1）强调“法律”作主,拒绝“人民”做主；（2）强调法的正义性，因而特别重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强调严格执法的重要性，刻意增加立法的难度；（4）强调限制政府的职能和规模，造就有限政府，保障社会经济生活的自由，从而鼓励民族的创造力；（5）强调追求符合中华传统的秩序和自由。【4】咨询型法治政体强调法治化之于民主化的优先性，但是民主化本身并不必然的与法治化相冲突，对一方的强调不能得出对另一方的否定。而且，法治和民主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民主政治并不排斥法治化，并不否定对民主建设的成果在法律上予以巩固。
5.国家制度建设说。王绍光、胡鞍钢等人认为，中国的政治转型应当着眼于强化和改善公共权威并使之民主化而不是盲目地取消和限制公共权威，换句话说，应当将现有国家机器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大力加强国家制度的薄弱环节，建立一个有很强的良治能力的政府。基本的国家制度建设应优于大规模的民主化。【5】这一模式有一个隐含的命题即是，即民主政治与政府的有效性是分不开的。没有有效的政府，便没有真正的民主。民主化可以不需要任何特定的先决条件，但一个有效的政府却是民主强化的前提条件。【6】可以看出，国家制度建设说并未拒斥民主，而是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下，将民主政治与社会发展、社会公正等其它价值目标共同考虑。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6.增量民主说。俞可平提出增量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根据他的总结，增量民主概念包括如下要点：强调程序民主；把公民社会的存在视为民主政治的前提；推崇法治；充分肯定政府在民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7】可以看出俞可平是在西方民主理论与我国政治现实间进行某种调和，“增量民主”具备概念意义上的新鲜度而缺少实质性的新内容。增量民主体现的渐进思想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如何达致增量民主，学说本身并未言明。
综合各种理论就会发现，上述各种学说的思考基点都是国家而非个人，这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是有本质区别的。学者们都希望以自己的理论构建为国家的稳定发展开出妙策良方。无论是宪政主义还是保守主义者，民主作为一种普遍价值都是得到肯定的。不同模式的区别在于，从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考虑，民主是否比稳定、发展、正义等其它价值目标更具优先性。可以这样认为，上述不同学说其实是强调了民主政治建设的不同方面，并无明显的优劣之分。不同学说只是在不同的层面游弋，很少有根本性的冲突。这些有缺点的论说之所以是可取的，是因为任何一种学说、任何一种思想，若虑之周全必失之深刻，若虑之深刻则必失之周全。这是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决定的。
在某种意义上，前述的不同论说都在试图把握一个问题，即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着重考量的关键性变量是什么。正是在此一问题上，不同学者做了不同的取舍，党内民主说取一党执政，宪政民主说取市民社会，合作主义国家说取阶级构成，咨询型法治政体说取法制化，国家制度建设说和增量民主说则对关键变量作多元的认知。本文亦倾向于多元主义的观点，即认为不存在单一的关键性变量，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同关键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一国的制度变革必然要根植于本国的特殊的国情。这些独特国情也就构成了制度变迁中的关键性变量。对我国而言，国情的特殊性主要是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领土广阔的超大型国家；其二，我国有着数千年连绵不断的专制主义传统；其三，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四，不同地区的发展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态势。正是由于这些独特国情，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必将而且已经呈现出不同于一般西方模式的独特景观。也正是在围绕独特国情产生的一些个性问题上，尚存在若干基本问题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