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与进取——刘国钧先生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

1 引言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华北和东南沿海地区先后沦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刚刚在我国兴起的图书馆事业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国难当头，沦陷区的各种文化学术机关纷纷迁至作为战略大后方的西南、西北地区，大西北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因此出现了暂时的繁荣景象。为了配合大西北的各项建设计划，1942年国民党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创设第三个国家图书馆——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并于1943年春成立筹备委员会。正值中年却已卓有建树声誉很高的刘国钧先生被聘任为筹委会主任。是年3月召开筹备会议，决定馆址设在西北的中心——兰州。

2 刘国钧先生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思想

刘国钧先生1920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留校图书馆工作，1922年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 192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曾先后就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中华图书馆协会秘书长等职。当建立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确定后，刘先生放弃已有的地位和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勇敢地挑起了这份重任。这时的刘先生在图书馆学方面已建立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体系，他立足于本国土壤，不断地引进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与方法，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渴望建立一个具有“近代图书馆学之精神，适用于一切使用图书馆者，以书籍为公有而公用之的图书馆”。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的使命，使刘先生这一多年的愿望和理想得以实现。1943年9月他亲自研究制定了《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计划书》，首次提出了“西北地方文献”的概念，确定了西北图书馆的方针任务，使西北图书馆的工作建立在一切从西北五省的实际出发，对社会要产生效果的基础之上，用其独具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指导西北图书馆的建设。1945年因经费困难，西北图书馆奉教育部命令暂行停办。不久抗日战争结束，大部分人都回到内地任职，而刘先生以高度的事业心和使命感，在复馆时，毅然又回到了艰苦的大西北，继续自己的事业，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把一座完整的图书馆交到了人民手中。

作为一名图书馆学理论家，求实和进取是刘先生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思想精髓，在短短的7年中，刘先生先后撰写了《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西北今后之图书教育》、《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中国文化之危机》等8篇文章，并结合社会需求和当时的国内外政治形势，举办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会和培训班，成立专业性的研究室，以西北五省为主要服务范围，努力把西北图书馆办成“西北文化问题的研究中心、西北建设事业的参考中心、西北图书教育的辅导中心”。从白手起家到建设出一所大西北的主要文献中心，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上写下了一段重要的篇章。

2．1西北主要的文献中心

刘国钧先生认为“图书馆是图书事业之一种，是有组织、有系统、有计划的庋藏宝库，是有规则、有方法、有步骤的推进文化的机构”。国立西北图书馆是一所国家兼具地方性的图书馆，刘先生为其制定的办馆方针是“保存文献，提高文化，促进学术，以增进人民之知识而协助政策之推行”。具体任务概括为：“一、配合开发西北之方针，汇集有关资料，以供学者及从事人员之研究。二、访求西北各省之文物古物，加以整理、保存与展览，以引起公众对西北文化之认识与爱好。三、采购各国最近学者名著，搜集各种杂志，以互借寄存方法，便利各学校员生之使用，而供学者之参考。四、采集境内如蒙、藏、回等各民族之著作，加以研究与翻译，以增进各民族之间之知识，而沟通各民族之感情。五、辅导各地方图书馆及其它社教机关，或指导其方法，或供给其图书，以图推进图书教育而提高民众程度。”

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它从一开始就区别于以往开放型的“公共藏书楼”式的传统模式，它要求图书馆不仅仅以搜集保存图书资料为己任，而且要改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在提供资料为学术研究服务的同时，还要辅助社会教育，除参考阅览为图书馆最低限度之必须工作外，还要进行研究工作，使图书资料真正为科研人员起“参考”、“佐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