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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美的探求——台港及海外华人美学一瞥(3)

2013-11-06 01:05
导读:更是强调家的这种特殊的状态,他说:“诗人是将儿童期的单纯带入成人的才能中。”因而诗人是一个家,也是一个孩子,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是自觉与
更是强调家的这种特殊的状态,他说:“诗人是将儿童期的单纯带入成人的才能中。”因而诗人是一个家,也是一个孩子,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是自觉与不自觉的结合,能结合二者的,柯勒律治称为天才,惟有天才才具有这种创造的想象力。而到近代弗洛伊德更是强调艺术创造中的无意识作用,艺术家的创造成了“白日做梦”,对后来艺术创造产生过巨大影响。柏列顿(Breton)在发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说:“把你自己尽可能置于最被动的接受的状态。抛开你的天才,你的才能和那些属于每个人的东西,……尽快地写,不需要任何预先构想的内容,快到不愿忍住和不顾重读。”(11)艺术创作已完全除去了理性的成分,而成了一种无意识的流露。对此,姚一苇认为艺术创作确是同人的潜意识中的人的本性、种族、被压抑的欲望、创伤的记忆等等具有某种相关性,但不是无限的或全部的,而是有一定范围的,否则完全强调艺术创造的无意识性,那是闭眼不顾史实。古往今来多少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艺术家穷年累月的创造,如贾岛自谓,“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歌德的《浮土德》更是积六十年之久,其中的辛酸苦辣可以想知。

因此,姚一苇强调艺术创造更在于意识的作用,如仅在于无意识,岂非人人都成了艺术家了?他认为,艺术家的创造的想象表现为这样几点:第一,想象的活动是一种意识活动,尽管不排除潜意识,但艺术家不仅在于搜集资科(即素材),潜意识至多提供一些资科,而艺术创造还要通过艺术家这些资科进行裁剪、组织、整理等,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秩序,这就必须是有意识的活动。第二,想象的作用是二重的,一方面是知的作用,另一方面为感的作用。前者即为组织秩序而言;后者是指不脱离我们的感官来把握这些资料。

第三,想象的活动因此不能脱离知识与经验,知识与经验不仅可以丰富他的想象力,同时也可以增长他的表现能力。但姚一苇进一步指出,这种知识与经验不同于一股的知识经验,它在这里必须化成艺术家身体与心灵的一部分,与他的血肉相关。也就是说他的创作可以不附任何目的,不为名不为利,在贫困中创作,在富裕时也创作,在忧伤时创作,在欢乐时还创作。创作,创作,永远创作,他的生命与创作相结合,假如他与艺术已结成不解之缘,知识与经验才能对他的想象力发生真正的影响。因此,在姚一苇看来,艺术的想象绝非胡思乱想、任意堆砌,它表现为一种有组织的设计,将一些平凡、肤浅、人人知的现象转变为一种美妙的、神奇的事物,是化腐朽为神奇的工作!那么什么是?建立一个能彼普遍接受的文学定义是否可能?法国结构主义者托多洛夫(Tzvefan Todorov)认为,因为令人满意的文学定义尚未发现,因此,结论是“或许文学并不存在。”(12)对此,刘若愚认为,即使我们永远达不到确定的文学的定义,但如果每个批评家都将他自己所谓的文学说明白,即“我所谓的文学是具有如此如;此功用的东西”,或者是两言的结合,这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加深对文学的认识。正是从此出发,即把功用的定义与结构的定义结合,刘若愚认为“文学是一种艺术,以及文学是写成的。”文学同绘画、雕刻、同属于艺术,它们具有相同的艺术功用,但在结构上与其他艺术不同,即它的表现媒介是语言。只是这语言在用途上与一般语言也是不同的,即它是服务于艺术功用的,因此,文学可以定义为“艺术功用与语言结构的交搭”。这并不是说文学不能达成其他功用,如的、的、的等功用,但、这些功用并非一件作品所以为艺术作品的原因。

那么,什么是文学的艺术功用?刘若愚认为“第一,(在作者方面)通过创造想象的境界而扩大现实(在读者方面)再由创造想象的境界而扩大现实;第二,作者与读者双方对创造冲动的满足。”(13)为了详细说明这种文学的艺术功用。他提出一个四元的架构来加以考察,如右图:这里的世界包括自然界与每个人所生存的人类社会或世界(如胡塞尔的KuIturweIt)外界与自我的交互作用,构成一个人的经验世界或生存世界。当作者在创造过程中,探索他的“生存世界”,以及他的想象中的其他的、可能的世界,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个境界。这一境界一旦被创造出来,就不同于作家的“生存世界”,也不存在于现实世界中。它还只是作为一个可能的存在,有待于读者的意识再加以创造出来。因而,文学的艺术功用重要的一方面就在于创境(Created world)。对于一个作家的“生存世界”的考察,是传记作家的工作,而批评家所关心的是作品的创境。

关于文艺的创境,这也不是一个新概念,中国的王国维曾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14)刘若愚认为、这不是“理想”与“写实”之分、实为大诗人与次要诗人之分,因为文学必须创境。而西方的亚伯拉姆斯(A.H.Ablams)提出的诗中别有天地(The poem as hetercosm)在西方已成为批评的常识了,这实际也是文学中的境界问题。英格尔顿也曾指出:在每一件文学作品中,有一种“多少确定了的背景,它与表现出的对象,构成一个存在界(Ontic sphere)”,这个“存在界”也即“境界”。英格尔顿进一步指出“表现出的对象”所具有的现实特性,不该“与真正存在的真实对象的存在特性视为同一。”(14)杜夫海纳更进一步说:“作者全力以赴的不是描写或模仿某一预先存在的世界,而是唤起他们再创造的世界。”(16)并且他在说明这个对象的世界时,显出与中国古代批评理论的某些相似。如他论及“境界气氛”(Atmosphere de mond ),认为是“文字所不能但在唤起感觉中,将本身传达出来的某种特质。”(17)这如同中国古代批评的“气象”,实为境界的表征。严羽曾提到“气象混沌,难以句摘”,还有什么“水中之月,境中之象”、“言有尽意无穷”、“似与不似”等等,都是说明这种“气象”的特征的。

因此,艺术创作过程实际为艺术家创造一个想象境界的过程。而当作家成功地完成了一个境界的创造时,他即感到了一种创造冲动的满足,这也就是艺术功用的第二方面。这种创造冲动是不同于任何有目的的动机,如社会的、政治的、道德的或金钱的——这些动机,作家也可能具有,但不能说明他对艺术媒介的选择。作家何以要创作?刘若愚认为,作家或艺术家并非为了自我表现而创作,创作冲动只是一种朦胧的直觉,一种幽微的激动。人类想创造一些什么,并在创造中得到满足,这是极其自然的事。这样,在他看来,艺术家创造完全是无目的的,无意识的,非自觉的活动;因而,他认为一个小孩画画的创造冲动的满足同达·芬奇画《蒙娜丽莎》的满足程度是一样的。但艺术品的艺术价值还在于它是否能使别人也感到同样满足,这也是艺术动用的重要一面。艺术还必须满足读者的创造冲动,因为艺术品最后完成即在读者,艺术品本身只是

一可能的存在,还有待于读者加以实现,或如英格尔顿所说的具体化(Concrtization)。故刘若愚说:“一首诗不是该是诗,而是该变成一首诗”(A poen should not be, but becom)。这里“变成”(become)的过程,就是读者从作品字句结构中再创造境界的过程,也是追随作者创造的境界的一个近似的再演。这里只能是近似,因为读者的经验不可能真正与作者的经验完全一致。因此,读者所创造的境界,不应被误认为是作者的“生存世界”和作者创造的境界,这是由于语言能力、知觉力、想象力、个性气质等的的多种因素的差异所决定的。一般他说来,读者的“生存世界”越是与作家相交,再创造的境界也越类似原来的创境。同时读者在完成这个创境时,也即在阅读过程感到这是一篇成功的作品,体会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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