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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艺术可以说是人类发展中的三大支柱，但在中国里，相对他说，科学不如道德、艺术发达。科学在这里不能仅仅理解为“四大发明”这样一些技术创造，它更主要是一种大无畏地探索真理的精神，同时又是一种方法，具有严格程序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里突出两大支柱：道德与艺术。而道德精神中，又很重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人们安份守己、尽伦尽职等。这种道德早已被“五四”以来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加以猛烈的抨击，声名狼藉。但这种封建道德对中国人产生的严重影响，至今仍是不能低估的。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艺术精神并未遭到厄运，对此，学者徐复观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中说：中国艺术精神是从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并由此在上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艺术作品。因而他认为“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也不仅有历史地意义，并且也有现代地、将来地意义。”(19)
什么是中国艺术精神呢？徐复观说他《中国艺术精神》的动机，就是要通过有组织地现代，也即运用现代、理论把中国艺术精神的本来面目显发出来，让世人知道中国文化中的这一擎天大柱，并使其堂堂正正地汇入整个人类的文化大流中去。严格说来，中国古代美学只是一种潜美学，也即它尽管有许多深逮的思想，但缺乏系统的理论形态，多感悟式的、即兴的，点到即止。美学是一门高度抽象的思辩科学或哲学，如果我们对中国古代美学的探讨与分析停留在这感悟的、即兴的潜在层次上，那么中国古代美学中许多深刻丰富的思想和精致的趣味判断就会被理论形态的中断性、模糊性所淹没，甚至会堕入神秘主义而让人不知所云，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因此如何使中国古代美学由“潜”的状态过渡到“显”的状态，也即如何使中国古代美学走向现代、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无疑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徐复观较早地注意到这些问题，并提出许多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值得我们借鉴。
徐复观在他的《中国艺术精神》的十章中就有八章专论中国古代绘画与画论，他认为中国绘画可以说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精神。然而对于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却有由与在于所显出的两种类型。徐复观认为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显明而又最伟大的艺术精神发现者”。他认为孔子的艺术精神即建立“为人生的艺术”，即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认为艺术形式同一定的礼的规范沟容统一于一起，即“文质彬彬”，“文犹质也，质犹文也”，因而他推崇的《韶乐》是尽美矣，又尽善矣。这“善”也即“仁”，孔子要仁中有乐，乐中有仁。徐复观说：“假定我们承认一个人的人格，乃至一个时代的精神，可以融透于艺术之中；则我们不妨推测，孔子说韶的‘又尽善’正因为尧舜仁的精神，融透于韶乐中间去，以形成了与乐的形式完全融合统一的内容。”(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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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仁”如何统一的呢？徐复观认为这是孔子的乐的本质与仁的本质，有其自然相通之处，即它们都可以以一个“和”作总括。如”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 (21)“乐言是其和也。”(22)“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23)（《礼记乐记》）“乐以发和。”(24)（史记·滑稽列传》）而把乐的“和”的意义说得更具体的是班固编的《百虎通德论》卷二《礼乐》篇所引的孔子的一段话：“子曰，乐在宇宙之中，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所以崇和顺，比物饰节。节文后以成文，所以和合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意也”，(25)因而称“乐”“乐统同”，“乐者异文合爱者也”等等；而仁者必和，所谓“仁者爱人”极其量是“天下归仁”，“浑然与物同体”，这与“乐合同”的境界有其自然会通统一之点。孔子对弟子曾点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平舞，咏而归”赞叹“吾与点也！”实际是对“仁”的最高精神境界的赞叹。朱喜对此曾解释道：“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稍欠缺。”并“直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中之妙。”(26)在这里道德的最高境界与艺术“大乐与天地同和”的境界何其一致！因而艺术与道德，在最深的根源处，也即在最高的境界中，得自然而然的融合统一。为此，道德充实了艺术的内容，艺术助长了道德的力量。孔子建立的为人生的艺术精神的意义也在于此。
为此，孔子特别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即艺术首先是有助于上的教化，也即是为达到仁的人格完成的一种工夫，礼作为一种“制之于外”的制约力，是一种对人的外在规范，实是消极地教化；而乐则从人的生命根源之地，即“穷本极变，乐之情也”对人的性、情加以疏导、转化，使人不期然而然地得到教化，这是积极的教化。实际上，孔子是要人们以自己的力量去完成自己的人格，从而达到的谐和，所谓“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孔子的这个对艺术的社会功利作用的夸张，所谓“非天子，不仪礼，不作乐”，对中国后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孔子更强调的是在生命根源的心性中仁与乐的统一，所谓“乐由中出”既非出于人的清欲，也非是后人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性欲等，而是在生命根源之处，将情欲与道德融合在一起，情欲因此得到了安顿（“乐而不淫”），道理因此也得到了支持（“清深而文明”人“致乐以治心”），两者圆融不分，化得无形无迹，称之为“化神”。于是道德便以情绪的形态而流出
，“仁”对于一个人而言，不再是作为一种规范去追求它，而是在情绪中的享受，成为生命力的自身要求。因此孔子强调“为人生的艺术”，决不曾否定作为艺术本性的美，而是要求美与善在生命的最深处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中，得到自然的统一。而这种最高境界的达到，还有待于人格自身不断地完成，也即如孔子所言的“下学而上达”的无限向上的人生修养，透入到无限的艺术修养中去。此时之“乐”，乃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大自由、大解放的“乐”，也是超艺术的真艺术。徐复观认为孔子的这一为人生而艺术的精神，“必须在这种根源之地领取。论中西艺术之异同得失，也必须追溯在这种根源之地来作论断。否则依附名义，装套格架，只是不相干的废话。”(27)
孔子的艺术精神至战国末期开始走向衰落，这是因为孔子把艺术作为完成人格修养的工夫，这种工夫非一般人能轻易达到。而且，完成个人的人格修养的“乐”并非是唯一的工夫所在，如讲的“忠恕”，“克己复礼”，“知言养气”，“正心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