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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审美之域与开端之思

2013-11-09 01:13 （一）       海德格尔曾对日本学者提出一个问题：何以日本人不去沉思自己的思想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开端，而总是愈来愈鹜奇，忙于追逐时下最新的欧洲思潮？这个问题对中国人同样适用，而且更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紧迫性。我们看到，自从中国的学术进入现代转型以来，就始终没有间断过对西方新潮的追逐，而缺乏对我们思想开端的真正沉思。       然而，就像海德格尔一再提醒过的那样，并非把事情倒转过来就等于克服了原有的局限。为了克服对国外思潮趋新鹜奇的偏向，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排斥在外就行了。那样做，岂非又在盲目追随海德格尔，只因为他要求我们沉思自己的开端，我们就转向自己的开端？如果真的如此，说到底无非另一种类型的鹜奇。所以首先我们该做的，是要弄清楚为什么海德格尔会提出开端之思的问题来。在此前提下，才有资格判断，是否我们也应思及自己的思想开端，以及进而思考什么是中国人的思想开端，和如何思及这一开端。       海德格尔思及西方思想遥远的开端，并不像有的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解决传统忽视“人”的问题，或未能正确对待“人”与“世界”的关系，所有这类说法都沾染有海德格尔坚决否定的人类学（人学）的气息，后者是他在《关于人道主义的》中再三加以排除的。他本人从开始走上学术道路时态度就很明确，那就是要让哲学真正成为哲学。原因在于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大有囊括一切之势，科学取代哲学成了知识领域的王者，但科学主义只能说明经验的东西，因而70年代后德国与西欧哲学复兴，不过新起的哲学受科学主义影响而号称“世界观”，忘掉了哲学自身最首要和最根本的使命。海德格尔有感于此，才开始了他“返回”开端的哲思之路。       海德格尔以亚里士多德关于“存在”是哲学的元问题的论述为根据，批评包括新康德主义在内的当代哲学主流，乃至西方整个哲学传统，都把另一个存在者当成存在者的根据，也即用一事物去解释另一事物的根源，而不思及存在者本身的存在——这就是“存在的遗忘”。他提出了“存在论差异”的观点，主张所有事物都应区分为两个层面，即存在者和存在，从而要求从摆在我们眼前的现成事物（存在者）进入其内在的根据（存在）。海德格尔对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很自然地令人联想起古代希腊人对现象与本质、意见与知识等等的区分，但不同的是，希腊人从认识论出发，目的为了能对事物作出确定性的把握，而海德格尔是从现象学提出问题的。他受胡塞尔启发，不仅“面向事情本身”，不从事物的外部来解释事物的原因，而且进入的是人的思维表象领域。在此领域中，人捕捉到事物的印象，同时形成关于它是什么的现象。他就是要追问，这个过程是根据什么进行和完成的。但他又不像胡塞尔把现象内容悬搁起来研究现象的纯过程，而结合着现象的情况来探讨此过程，表现出更执着于事物本来面貌的态度。即使谬见和假象，也从不简单排斥，而是进而考察它们何以会产生。也就从这里，海德格尔形成了他自己的现象学方法，这一方法因他的开端之思而生，因为“它是不时地自我改变并因此而持存着的思的可能性，即能够符合有待于思的东西的召唤”[1]。       不过，海德格尔的“返回”之路并非笔直顺畅的通衢大道，他自己比喻说，那是林中出没不定的小路，也是田间不为人知的小径，所以他的思想历程往复逡巡，他本人称之为“绕圈子”，并颇以为荣。他说：“我们必得安于绕圈子。这并非权宜之计，亦非缺憾。走上这条道路，乃思之力量；保持在这条道路上，乃思之节日”。[2]但正由于此，超越或穿越海德格尔的思想也就格外困难，不可能简单地找到几个路界，跨过去就算完事了。相反，我们必得追索他的思之踪迹，像他一样在可能突然中断的林中路间反复探寻和留连。  

（二）       海德格尔返回开端的存在之思正式起步于《存在与时间》一书。作为对基督教经院哲学深有研究的学者，当他首次系统地阐明自己的存在论哲学点时，还没有摆脱克尔凯郭尔人本主义神学的影响，因此是从人于世界中的时间性的此在体验来论证存在的。人对存在者的表象经验，实际上总是先有关于存在者的存在的领悟在引导；当存在者进入其存在的敞亮之时，存在已先行地给定，只不过存在的这一先在特征被隐蔽起来了；而唯有此在这一存在者，有能力发问存在者整体的存在。于是在海德格尔提出存在之思的重大课题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已陷入某种程度的循环论：一方面，存在的意义来自此在于世界中的展开；另方面，在世界中的展开又取决于此在对存在的先行领会。海德格尔已意识这一点，或许这正是《存在与时间》未能最后完成的根本原因。 随后海德格尔思想开始转向，把焦点转注于存在本身。他把存在之真理作为形而上学的根据问题提出来，把存在之思同形而上学的重新建设联系到一起。他引申发挥了笛卡尔的一个比喻：“哲学是树，形而上学是树根”，把存在之真理视为形而上学从中获取养料和力量的土壤和基地。当形而上学表象存在者时，存在已经敞亮自身了，存在在一种无蔽状态中到达，因而存在无须此在的展开再到场。以此为前提，他对存在的意义作了两点规定。第一，存在为“无”，因为它既非存在者，也非实体。第二，存在是位于“形成”、“表象”、“思”、“应该”四维之间的界际。这样一来，存在的意义得到进一步澄清，但把存在之思当成根据之学，仍停留在形而上学的框框内。于是海德格尔最终提出并实践了“不顾存在者而思存在”的主张，也就是不再把存在当作存在者的根据来思存在。这成了他后期主要的思想轨迹。通过对时间与存在的关涉的再度追问，海德格尔进而形成了有关存在的另一概念，即“本有”（Ereignis）。本有是让时间与存在相互归属的东西，使得二者能够持留和保持在它们相互的共属一体中，也即“在场状态之居有”。要把握这样的本有，已非惯常的思维能胜任，必须代之以和存在相归属之思。       于是，存在之思以克服“存在的遗忘”为动力，从两个方面向着逼近。一是返回存在被遗忘之前的思维模式，这必然走向先于爱智之学的原始想象，即通常所谓的“诗性—神话思维”；二是思及存在本身的特殊使命，这一使命凭寻常的逻辑和知性思维难以胜任，只有开拓新的思路，放弃以往科学的理性逻辑思维，“经验那种不需要证明就能为思想所获得的东西”[3]。这是他后期留连于艺术与诗的根本动因。       无疑，海德格尔对诗、艺术和美的关注，其实是追问存在问题的思想道路的延伸。他后期放弃了以往形而上学式的思想，决然而去思存在本身，在面向思的事情之际，才开辟了这一新的地平线。他本人说过，他并不拥有对诗学、、或艺术的专门兴趣。《荷尔德林诗的阐释》（1936-1968）先后两个“前言”都郑重申明：“本书的一系列阐释无意于成为文学史和美学。这些阐释乃出自一种思的必然性。”“这些阐释乃是一种思与一种诗的对话；这种诗的的惟一性是决不能在文学史上得到任何证明的，而通过运思的对话却能进入这种惟一性。”[4]对他而言，“诗的创作和思一样以同一方式面对着同一问题”[5]，即最中心的存在问题。不过与此同时，却不可凭此认定，海德格尔关于艺术与诗的沉思，仅仅补证了他对存在意义的澄明之思。反倒应该说，那就是形而上学的哲学终结后他所遵循的思的使命，并促成了艺术哲学在当代的新生。但也正因艺术审美的沉思和存在问题的紧密关系，海德格尔没有能完全走出思辨哲学的阴影，为自己划定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这里再次反映出他思想的临界复杂性。

（三）       海德格尔建基于开端之思的艺术审美沉思，因其达到的维度，构成了鲜明而有特征的问题域。这一问题域的范围，在充分体现其思想成就的同时也反映了他理论的局限。这里且拈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