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作综述化毕业论文(2)
2013-05-23 01:29
导读：如何 能够得到完美的表达，这并非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写作实践的问题。流行的一些女性主义理论有时反而限制和妨害了这种表达。《坦言》就有这
如何能够得到完美的表达，这并非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写作实践的问题。流行的一些“女性主义”理论有时反而限制和妨害了这种表达。《坦言》就有这种弊端。人物像动画片中的角色，在“女性叙事意识”的驱使下疲于奔命。过于戏剧化的场面和过多的抒情性段落，也影响了叙事的紧凑和流畅，从而显得有些拥挤不堪。
除以上的小说外，另外还出现了其它一批形式多样的先锋小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叙述风格和叙事格调陌生异样的魅力及突出的
美学意义使《时代三部曲》成为当代长篇小说中真正成熟的反讽体小说。王小波之于90年代文坛的重大意义是在他去世后才得以彰显的。中国有原创性的作家命运大抵如此。这多少让我们感到了中国文坛的某种悲哀。王小波以他的反神话写作构造了一个新的神话：一个孤独而自由的个人的神话。在权威话语及其颠覆、市场供需与文化消费之外，顽强地昭示了写作的新的可能性。《时代三部曲》包括《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部长篇小说。“王二”是《三部曲》叙述的主体，但“王二是什么人”却是三部曲从始至终的悬念，“王二”不承认一切被意识形态理性身份所规范的行为，“王二”也没有
政治身份和社会等级，在以往的小说谱系中，没有“王二”的历史，但正因为如此，《时代三部曲》才属于真正的艺术创造。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还绝少有人如王小波般的以着魔、透彻、迷人的方式书写历史与权力的游戏；它所指涉的固然是具体的中国历史，但远不仅于此，它同时是亘古岿然的权力之轮，是暴力与抗暴，是施虐与受虐，是历史之首、权力之轮下的书写与反书写，是记忆与遗忘。王小波对历史中暴力与暴力历史的书写，与其说呈现了一幅黑白分明、善恶对立的图景，不如说构造了一幕幕狂欢的场面；或许正是在古老西方狂欢精神的意义上，王小波的狂欢场景酷烈、残忍而且酣畅淋漓，这间或实践着另一处颠覆文化秩序的狂欢。在其小说不断的颠覆、亵渎、戏仿与反讽中，类似正剧与悲剧的图景化为纷纷扬扬的碎片，在碎片飘落处，显现出的是被重重叠叠的“合法”文字所遮没的边缘与语词之外的生存。当然，王小波《三部曲》中写到最多的便是“性”的问题，某种意义上，王小波重构历史的努力正是通过重构“性”的表达式来完成的。在《三部曲》中，性是
政治问题，性的对象是有
思维能力的个体、亲缘关系和社会关系。《三部曲》打破了传统的性主题和文学世界，把性的作用从社会的深层结构里显露出来，说明性的压抑并不是
简单的戒律，而是对肉体和思维的控制。在性的领域里对肉体和思维实行控制，是
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为人对人施以权力暴力提供了快感。如果一定要说“压抑”，也只能是权力对肉体对性灵的暴力。艺术的本质便在于“陌生化”，而“陌生”的艺术之于社会同时意味着危险与颠覆，王小波以他的戏仿和炉火纯青的叙事形式，同时触及并消解着艺术的本质。王小波的作品或许由此而成了90年代文化纵横交错的岔路口的一处标识。刘恪的《蓝色雨季》故意打乱事件的逻辑性，弱化久远年代事件的清晰度和明确性。由田总拐子的儿子探寻田总拐子的失踪之谜，进行断断续续的片断拼凑，打碎情节的完整性与连续性，在扑朔迷离的叙事中，既致力于表现湘鄂交界处地域文化所内含的神秘感，又反映出事实与传说往往很难达到一致的认识特点。吕新的《梅雨》、东西的《耳光响亮》的主题结构似乎依然徘徊流连于诸如性爱、苦难、虚无、死亡、荒诞、绝望话语之间，充满了对生存形而上意味的追寻和对苦难命运的体恤，文本自恋情结与叙述试验的热情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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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到1996年现实主义回流的影响，96、97年文坛上最受普通大众关注的依然是那些写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以市场经济及其状态下的人生和社会变化为主要的描写对象，因其对现实快速的回应能力而成为长篇小说的所谓主流。除少量优秀之作外，大多因视域和艺术能力的限制而流传不久。这里我们应该提到的有这样一批小说：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和《天下财富》、陆天明的《木凸》、张宏森的《车间主任》、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和仁慈》和《寂寞歌唱》、毕淑敏的《红处方》、王蒙的《踌躇的季节》、柯云路的《东方的故事》等。周梅森和陆天明是96、97年文坛比较活跃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们都对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保持了浓厚的兴趣和书写的热情。《人间正道》是周梅森在徐州市挂职深入生活两年之后的呕心沥血之作。他以平州市90年代所创出的人间奇迹为宏阔背景，谱写了一曲当代中国艰难起飞的悲壮凯歌。周梅森以他一贯的磅礴大气和充沛激情，有力地打消了由部分作家所带来的对于现实主义道路广阔性的种种疑虑，接续上了80年代《沉重的翅膀》、《新星》等作品形成的新社会
历史学长篇小说的优良传统，将90年代的改革文学推进到了一个新境地。陆天明的《苍天在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曾经成为轰动一时的热点，1996年他又推出了《木凸》。《木凸》和陆天明之前的作品相比，有较大改变，明显可以看出作者有意淡化历史主义的色彩，而比较着重于揭示人的性格、精神和心态对自己与周围人们生活的影响，努力在故事的框架中融入寓言的内涵。表面上看《木凸》并没有多少寓言意味，但认真分析又会发现作者绝不只是着力讲述上海巨商世家谭家的男人总是或不过52岁之类的神秘故事。对谭宗三这个人物心理与精神的变异，以及他成为谭家掌门人后的行为的描写，明显表现了作者于故事中融入寓意的意象和追求，显示出了写实主义作家们不断的艺术追求，刘醒龙的《生命是劳动和仁慈》虽然表现了地方国有企业和个体企业及乡镇企业的矛盾，写到了城乡差别，但作者尽量写得轻松，也让读者觉得轻松。其中有阴谋与攻讦，也有温情和仗义，有私欲也有公理，有鄙俗也有崇高。对刘醒龙这种创作上的变化，或许人们会有不同的评价，但他在努力寻找把握和表现生活的新方式，却是不争的事实。在现实主义描写中融入其它艺术形式的表现方法已成为很多此类作家的明智之举。张宏森的《车间主任》用一种朴素的笔触和平民化的艺术视角写了车间、家庭、个人遭遇及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将普通人的生活情绪表现得生动感人。在写法上，吸取了“新写实”描写生活“原生态”的写法，但避免了“新写实”的“零度叙述”，体现出一种温柔的人道主义精神。毕淑敏的《红处方》，柯云路的《东方的故事》以及王蒙《踌躇的季节》，则采取了对社会生活痛苦而执著的艺术表达，极力寻找到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协调。把对人的热情关怀与悲悯同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结合起来，小说内在的潜意韵远远超过一般的社会问题小说，具有较大的涵盖面和抽象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