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创作综述化毕业论文(4)
2013-05-23 01:29
导读：想象 性的满足，这也是二月河的绝大部分历史小说都搬上荧屏并深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新历史主义小说在96、97年也出现了长篇小说的尝试，叶兆言《19
想象性的满足，这也是二月河的绝大部分历史小说都搬上荧屏并深受欢迎的原因所在。
“新历史主义小说”在96、97年也出现了长篇小说的尝试，叶兆言《1937年的爱情》和李冯《孔子》即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些作品似乎不再对历史保持谦卑，作家轻而易举地进入历史，从容展开想象，“历史”充当的不过是一种缺乏“所指”意义的书写格式，表意工具和策略格式，他们不过是划着“历史”这根火柴去点燃自己的烟卷，即从“现实”逃向“历史”，以精致的故事和大胆的想象去表达一个人生命题或文化
哲学思考。叶兆言在写作《1937年的爱情》之前，原想把它写成一部古都南京的1937年的编年史，然而全书结束时却变得面目全非。历史一点点被消解，最终写成了一个感伤的爱情故事，虽然历史的印痕依稀可辨，亦即那时期南京的情状描写。丁问渔、任雨缓、余克润这些卷在感情漩涡中的角色却处在历史漩涡的边缘，“历史”始终处于他们的意识之外，读者绝无可能从中找到历史的关照点。这部小说中的历史叙述与个人叙述的本身在各自的背景下也正执行着消解的职能，前者在消解 “正史”的神话，后者则消解着“爱情”的神话。叶兆言对“历史的规律”，“历史的逻辑”这一类的概念压根儿就表示怀疑，于是，在他试图完成一部编年史的过程中，一种艺术的直觉，把它对历史的感应、理解、困惑以某种他始料未及的方式渗透到他的写作中，并且在他的“言情”之际也顽强地体现出来。这也许代表了当代很多小说家对历史的态度。李冯的历史小说坚持着既有现实主义方向又有后现代主义的意味。这些历史故事文本和人物主要依靠对原有故事文本和人物的反悖而生成。反悖是违反现实逻辑和故事文本自身逻辑的叙述手法。由于李冯小说反悖形式的故事结局彻底的出乎人们的阅读预料，他们在探求现实方向时就有一种令人惊异的效果。长篇小说《孔子》事实上是中国古代最为权威的经典文本《论语》的重写，提示了一种对中国古代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发现”及对汉
语文学的思考与另辟蹊径。《孔子》的被述对象是孔子率众弟子周游列国的段落，在李冯笔下，这场著名的
旅行，在中途便失落了其寻找乐士、以实践“仁政”的政治理想的目的，沦落为一次狼狈不堪的流浪，一场遥无归期的流亡。文本始终弥散的是无处不在的痛切感与迷惘，是一份现代人——“先验的无家可归者”的艰难的身份体认，而原初的历史意味在李冯机智、调侃的语言中早已灰飞烟灭。
在军旅小说的创作方面，1996年邓一光的《我的太阳》是近年来少有的一个突破，与以往军事题材不同的是，《我的太阳》是从“人”的视角去描写和表现战争和人，更侧重于情感和人性的表现，撇开战争本身的详细描写而去刻画战争中的人。《我的太阳》以师长关山林和乌云的爱情婚姻作为全书的描写引线，浓墨重彩地述说了一个职业军人从一个叱咤风云的战神到和平年代英雄本色经受种种悲剧性折磨的全部经历。战争时期的关山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硬汉英雄，然而到了和平时期，他愈来愈感到一种沉重的悲壮，他想拒绝悲剧，然而他的命运始终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我的太阳”最终也只能是显出残阳如血般的苍凉，让我们看到了英雄末路时的悲怆与无奈。然而末路仍然不失英雄的本色，所以作品营造出一种醇厚的美学氛围。在这个缺乏英雄、丧失诗意的年代，《我的太阳》是人们心灵上的一次震撼和诗意的净化，所以受到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我的太阳》的出现引起了评论界及读者对军事文学的重视，96、97年的军旅长篇小说的创作也达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高峰。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六部军旅小说《兵谣》、《兵家常事》、《美丽人生》、《等待》、《沙盘》、《西北望》，描写的主要是和平年代的军营故事，作家们似乎都十分看中可读性与思想性的相辅相成，使其作品不仅好看而且耐读。而《遍地葵花》、《风卷旗》、《准备离机》、《无帆的海船》则展示了陆、海、空三军多姿多彩的军队生活及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画卷，以新视角、多方位、多侧面提示出世纪之交当代年轻的职业军人丰富的内心追求与人生渴望，刻画他们青春的骚动与困惑，昂扬奋进的姿态和风采。
中国的文学历来都有表现家族主题的传统，这也许根源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说到底是一个家族社会。96、97年的家族小说主要是通过某一家族史的展示表现历史的变迁与人世的沧桑，其中赵德发《缱绻与决绝》，周大新《消失的场景》，刘醒龙《爱到永远》，革非《清水幻象》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被评论界普遍看好的是赵德发的《缱绻与决绝》。这部小说从20年代沂蒙山区的天牛庙首富宁学祥的长女绣绣在出嫁时遭土匪绑票索要赎金写起，一直写到当今的改革开放年代。小说以宁、封两家三代人求生存、谋发展的艰难历程为线索，以土地的变迁为历史文化背景，写出了由“家族”生发出的乡野男女的爱与愁，从土地引发的山村民众的情与恨，描述了世代农民在社会变革中所经历的种种磨难与欢欣。而家族命运作为民族命运的投影，涉及并辐射到中国社会的婚姻形式、夫妻关系、父权观念、家族势力、血缘意识、祖先崇拜、家族谋仇、政治问题等方方面面。《缱绻与决绝》因为叙事的宏阔与壮大而显得沉实和厚重。蒋韵的长篇小说《栎树的囚徒》则是“家族小说”序列中独特的尝试。它用一种诗情的史诗性的方式解构史诗，而解构的对象则是意念上的玄思，让人在一种恍兮惚兮的情绪中感受到历史的存在。文本的探索性和艺术性是其它写实成分较重的家族小说所不及的。和通常设想的宗族、谱系小说的写作不同，从苏童“我的枫杨树故乡”、王安忆《纪实与虚构》到蒋韵的《栎树的囚徒》，其书写方式与其说是追溯、记述，不如说更像是一种虚构、一次钩玄，某种试图在变形的记忆、流言、传说、历史的断篇残简中缝合、连缀起关于家族、血缘的记忆与神话的绝望努力。在《栎树的囚徒》中，家族、血缘是一种悲剧式的宿命，是恩怨情仇的舞台与女人的囚牢；她同时是被血肉迷糊的撕裂开来的母体，是孤独飘零的个人在人世间唯一的确认；是来处与归所、是根和源。如果它曾是个人的囚牢，那么它同样是庇护的天顶，尤其是在历史的暴力曾改写并抹平一切之后，尤其是在孤独无助的个人独自面对着现代世界斑斓而扁平的风景之时。因此这个散失的家族记忆与神话的搜寻者天菊，只能认可了历史和命运的宣判，为自己选择了“天边和流放”。和类似的作品不同，蒋韵的小说是一个浮现在女性视野中的家族故事，而且是一个陡兴骤落的家族中的女人的故事。尽管这些女人是如此的眩目和迥异，但她们同样无法左右和书写属于自己的历史。他们更像是男性历史中的插曲和纹饰。一个没有“历史”的女性的历史故事，或许便是《栎树的囚徒》的另一处张力所在。另外，蒋韵的语言华美而凝重，富有空灵、疏朗、含蓄、纤丽的韵致，有着某种几经漂洗后的纯净，在一贯的巴洛克式的语言中又融入了中国古典小说叙述语言的审美质地，成为蒋韵这部小说的恰当的物质承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