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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回顾新时期近30年来中西文论交流对话的历史，我们总的认为发展是比较健康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其原因是我国经过改革开放有了逐步增强的国力，并有一个好的对外开放的政策，更重要的是我们始终是在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指导之下。当然，由于我们面对新的形势，未免经验不足，加上自身理论储备的局限，因此在新时期引进西方文论与建设新的文艺学理论的进程中还有许多教训需要记取。从积极的方面说，新时期西方文论的引进首先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众所周知，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在文论建设方面也曾经受到前苏联带有机械的僵化性质的文论的一定影响，一度流行一种以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其哲学基础的文论思想。这种文论思想将文学与文艺现象简单地看作客观事物的直接模仿。当时，一些人误以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而实际上它是迥异于马克思唯物实践观的机械唯物论，是18世纪以来形而上学的产物，恰是马克思在其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试图通过实践范畴加以突破的只强调客体的直观唯物主义。新时期以来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当代文论的转型。也就是促使我国当代文论突破旧的框框，适应社会的需要，走向时代的前沿。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生活与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说，我国大幅度地由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到新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从哲学的角度说，我国哲学领域迅速地推倒了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恢复了马克思唯物实践观的指导地位；从文化领域说，新时期我国文化领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景象，影视文化迅速发展，大众文化日渐勃兴，网络文化方兴未艾。因此，新时期文论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迅速突破传统的落后的机械唯物论文论，实现我国文论的现代转型。而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引进恰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因为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文论恰是西方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条件下的产物，其突出标志就是对于传统的“主客二分”思维模式的突破，对于机械认识论文艺观的抛弃，对于文艺同人的生存状态关系的强调。我国新时期近30年来，在重新研究阐发马克思主义经典与引进西方现代文论等多种因素的促进下，迅速地实现了文论的现代转型。从横向看，我国新时期突破了传统认识论文论“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及其机械唯物论倾向，将我国当代文论奠定在马克思唯物实践观的理论基础之上。从文艺学的哲学理论指导的角度，我国新时期近30年经历了由物本到人本，再到“主体间性”这样的发展过程。长期以来，我国有一种文论思想过分强调文艺的机械模仿功能，将模仿的真实与否作为衡量文艺的最重要标准之一。这显然是违背文艺的本性要求的。新时期开始不久，文论界开始了对于这种“物本”的文论观的批评，逐步走向强调主体性的“人本”。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著名的有关“主体性”的学术讨论，这次讨论基本上奠定了主体性理论在我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主导地位。特别有相当一批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立场出发，克服讨论中将主体论与反映论相对立的偏向，提出“审美的反映”等重要理论观念，成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的重要收获。但随之而来的就是我国当代现实随着现代化的深入，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突出出来。这就使西方现代哲学与文论中的有关现象学“主体间性”理论和“交流对话”理论也对我国文论建设中“共生”理念的发生产生重要影响。于是随着“后实践美学”的讨论和文化诗学的发展，“主体间性”的理论观念逐步为多数学者接受。在此前提下我国当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具体表现为由文艺的机械模仿论到审美反映论；由单纯的认识论文艺观到审美存在论文艺观；由人类中心的主体性文艺观到生态整体的生态审美观。所谓由文艺的机械模仿论到审美反映论，就是说有的传统文论将文艺看作对现实生活的机械模仿，而新时期则一改这种机械的文艺观念，以主体能动的审美反映取而代之，这恰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审美反映论相契合。所谓由单纯的认识论文艺观到审美存在论文艺观，则指有的传统文论仅仅将文艺看作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从而抹杀了文艺与科学的界限，而新时期我们吸收西方现代存在论文论的有益成分，将文艺的主要特性归结为通过审美经验的确立获取人的审美的生存；所谓由传统的人类中心的主体性文艺观到生态整体的生态审美观，是指启蒙主义以来特别强调人的理性的巨大作用张扬主体功能，而新时期我们在西方生态哲学与文学生态批评的影响下，一改人类中心的主体性文论而为强调生态整体的当代生态审美观文论。当然，上述我国文论由“物本”到“人本”［主体性］再到“主体间性”［生态整体］的转变则已经是跨越了好几个时代，说明新时期我国文论发展的迅速。而从纵向的角度来看，我国新时期文论建设经历了这样两个相关的过程。首先是初期的“由外向内”的转型过程。那就是“拨乱反正”，调整文艺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观念，重视文艺自身的形式与审美特性。这就是我国新时期在西方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文论影响下，于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初期文艺美学理论的提出和对于艺术形式与语言等内部规律的强调，以及对文本批评的重视等等。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我国社会文化转型的加速和西方文化理论的影响，我国文论界发生了“由内向外”的转向。这就是我国当代文艺学领域对于文艺的意识形态等外部属性的新的阐释与强调以及一系列有关大众文化理论的提出与讨论。我国新时期在历经了文艺的“内转”之后，在新的现实形势面前重新发现了忽视文艺的外部属性的局限，转而出现文艺外部属性研究的热潮。在我国文论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研究、女性研究、种族研究、文化身份研究、新历史主义研究等等理论热点。而文化研究也愈来愈加引起许多青年学者的重视，出现了引起整个文论界关注的“文学边界”与“日常生活审美化” 的讨论。毋庸讳言，在消费文化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当代大众文化的空前勃兴的确促使文学边界的滑动和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的出现，但文艺学自有的价值判断功能要求其对于“滑动”的文学与日常生活审美化中的种种低俗现象起到引导与提升的作用。这场讨论已经远远超越了讨论自身具体的内容，而具有在崭新的社会与文化形势面前如何建设真正适应现实需要的文艺学理论的重大意义。经过新时期近30年的文论建设，我们可以肯定地认为我国当代文论尽管还在建构的过程之中，但在探索崭新的当代形态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并逐步努力实现与当代现实生活与现实文艺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