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4)

    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有力地促进了思想的解放，视野的拓宽，使我国当代文论呈现出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存的良好态势。列宁曾经在著名的《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在文学这个领域里“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⑦。同样，作为对于文学艺术进行研究的文艺学的发展也需要自由的环境。总结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历史，我们深感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是有利于文学与学术发展的。但长期“左”的思潮的干扰使得这一方针难以真正得到贯彻。但新时期近30年，由于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有力贯彻，特别是由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使得我国当代文论发展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环境之中。这样的环境为我们广大文论工作者提供了从未有过的自由思考与研究的广阔天地，也为我们吸收引进和研究西方文论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这正是我国当代文论繁荣发展的根本原因。正是在这种空前宽松的自由环境中当代文论研究才能自如地与西方文论交流对话，从而打破我国长期以来文论领域单一的局面，走向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存的新的局面。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说，我国当代文论目前有社会的、心理的、文化的、审美的，现象学、阐释学、新历史主义、语言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研究的领域来说，我国当代文论除了传统的中西马之外，还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审美教育研究、生态文艺研究、网络文论研究、文化诗学研究、女性文学理论研究等等。从研究地域的角度来说，我国当代文论目前有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东方文论、少数民族文论、华文文论，以及港澳台等地文论研究等等。可以这样说，目前世界上业已出现的文论领域在我国当代都有涉及，也可以说目前我国当代文论是涉及的范围最广并与国际接轨的速度最快的时期。

    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我国当代文论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是经过建国后50多年，特别是近30年的理论探索，我们初步找到了一条我国当代文论发展的古今中外综合比较的发展道路和方法。毛泽东曾经在一篇文章中为了强调方法的重要性而将其比喻为过河所必须的“桥或船”⑧。我国50多年，特别是新时期30多年文论探索的重点和难点就在于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并行之有效的当代文论建设发展的道路和方法。这个道路和方法就是被许多文艺理论家所总结和认可的古今中外综合比较的道路和方法。这个问题首先由我国当代老一代文艺理论家蒋孔阳于新时期初期在其晚年所著《美学新论》中提出。他说“综合比较百家之长，乃能自出新意，自创新派”⑨。后来，这一综合比较方法被许多文艺理论家所进一步论述发挥。这个综合比较的道路和方法其实是文论研究观念的重大转变。长期以来，我国文论研究在一定的程度上受到机械僵化的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认为“是就是是，非就是非”，是一种单向的线性的思维方法，缺乏在一定价值判断前提下的包容兼蓄。在文艺理论领域的表现就是在强调一种理论形态时必然地否定另外的理论形态，甚至将其视为“另类”。这是一种否定思想本身的发散性与多维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是违背学术发展规律和人的思维规律的。新时期以来，由于西方现代现象学“悬搁”主客对立的方法、哈贝马斯“对话”理论、巴赫金“狂欢”理论与德里达“去中心”等等理论的引进，进一步促使我们对这种单向线性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进行突破，对于一种新的“亦此亦彼”的“共生”与“对话”的思维方式的倡导，才出现了我国当代文论发展道路与方法的全新变革。诚如钱中文所说：“而应倡导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合与创新的思维，即包含了一定的非此即彼、具有价值判断的亦此亦彼的思维。新的文艺理论的建设是要求新的思维方式的”⑩。当然，这种综合比较是有着明确的立场的，这个立场就是我们的目的在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这也就是我们综合比较的出发点之所在。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吸收西方文论时不是为了吸收而吸收，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吸收，而是为了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而吸收，而引进。这种综合比较方法和立场的逐步明确使我国当代文论建设在处理中西关系时愈来愈加成熟，也使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样的艰巨任务愈来愈有更多把握。

    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回顾新时期近30年文论发展的历史时，我们必须而且应该找到自己的差距和问题所在。首先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对西方文论吸收较多，消化不够，因而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道路上我们仍有较大差距。新时期近30年来，我们的确大量引进了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可以这样说目前这种引进已经大致做到同步，而且西方各种有代表性的理论我国基本都有相应的研究。我们对于这些西方理论的使用也比较迅速及时，这应该讲是一种极大的进步。但与此相比，更为重要的我们对于西方文论的消化却十分缺乏，对于一些西方理论常常停留在直接引用的水平，有的甚至是知识性的错用。有的以此装点门面，形成概念的狂轰滥炸。与此同时，具有我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构任务尚未基本完成。说我国当代文论“失语”可能有些过分，但说我国当代文论缺乏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话语却是没有问题的。加上长期“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和我国文论工作者语言的障碍，因此在国际文论讲坛上很少听到中国当代文论独特的声音。而我国当代文论对于现实的指导作用也发挥的不够，理论不能适应现实需要的情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实际上，我国当代文学艺术与人民的审美现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先锋艺术等等新的艺术与审美现实需要我们当代文论给予理论的分析和引导，但我们在这一方面却显得乏力。某种程度的理论的贫乏，已经成为对于我国当代文论带有共同性的评价。而在整个当代文论建设中对于民族文化传统体现的自觉性也不是太高，探索不力，效果不太显著。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例外地十分重视民族文化的弘扬，我国当代文论建设应该体现民族文化传统这是大家的共识。但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由于难度较大等种种原因，我们的自觉性不是太高，而古代文论研究本身则有与当代文论建设脱节的现象，以追求自身的理论自足为其指归，而较少考虑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因此这一方面的成果，至今难以超过近代以来的王国维、宗白华与钱锺书等。而回顾新时期近30年我国文论建设历程，我们不得不说这一时期的成果数量的确是空前的，当代文论的研究者数量也是空前的。但有质量的成果和本领域的杰出研究者却与此并不相称。由于市场经济的侵袭和体制性的种种原因，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诸多浮躁。无论是对西方文论，还是对于中国文论有见地的深入研究都显得缺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