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

【内容提要】
新时期近30年来西方文论影响下的中国文论发展始终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在对西方现代文论的认识上有了新的发展，并历经突破、发展与走向建构三个阶段。新时期基本上实现了中国当代文论的现代转型，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多元共生的良好态势，基本理论研究与研究的视角均有新的拓展。最重要的是探索了一条通过“综合比较”途径、紧密结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实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之路。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半段。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回顾总结新时期近30年来中国文艺学的发展的确意义特殊。因为，我们是从新世纪的独特视角审视既往的历史。我们总的认识是新时期近30年来，我国文艺学领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愈来愈加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但困难与问题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奋斗。

              一 

    说到新时期，就有一个新时期的起点问题，学术界有1976年、1977年与1978年三种说法。我们基本持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新时期起点之说。前几说尽管都有其理由，但我们认为新时期的最根本标志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的确立。所有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都会记得十年“文革”中人们思想的禁锢，真是“噤若寒蝉”，普遍存在一种不敢越雷池一步，害怕动辄得咎的心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突破“两个凡是”，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方针，真的犹如一声春雷，好似耀眼的闪电照亮了人们的心灵，打开了人们的思想。这才真正开始了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文艺学领域的改革创新。我们认为确定这样一个起点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指导主线，而今后的发展也仍然需要坚持这样一条主线。这应该是新时期文艺学发展的最重要经验之一。

    如果将新时期从1978年算起，那么，其文论的发展历史大体可以分为突破、发展与建构这样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6年，是对于旧的受到 “左”的僵化思潮严重影响的文艺学理论体系突破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1996年，是我国文艺学全面发展阶段，各种新说纷纷涌现，层出不穷；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是我国文艺学逐步走上独立的理论建构时期，但这只是开始，未来的路仍然很长。当然，这三个阶段又不是截然分开，而是互有交叉重叠。确定这三个阶段，不仅是历史的划分，而且反映了一种理论的发展趋势。那就是，我国当代文艺学必然地应该走上独立建构之路，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文艺学自身的要求。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在经济全球化逐渐逼近的情况下，没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文艺学理论建构，那是无法面对历史，更是难以适应社会现实与文艺现实的需要的。这恰是我们广大文艺学理论工作者历史责任之所在。

    我国新时期文艺学的发展与其他文化形态一样，是在古今中西复杂的矛盾与关系中进行的，但主要面对的是中西之间的关系与矛盾问题。古今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尽管在新时期仍有反映，但其重要性已让位于中西之间的矛盾与关系，并渗透其中。诚如钱中文所说：“我国文学理论在反思中，深感我国文学理论的求变、求新的过程中，每个阶段自己都深受外国文论的影响。”①这其实是“五四”之后中西文化“体用之争”的继续。新时期以来我国文论发展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语境，因为新时期我国不仅有固有的古代文论，而且还有历经100多年历史的十分丰富的中国现代文论，特别是现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我们实际上是在我国现代文论的基础上来发展建设新时期文论的，也是在此基础上面对西方文论。但由于历经十年“文革”甚至更长时间的闭关锁国，也由于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哲学、美学与文论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中西方文论的影响显得特别巨大深刻。其过程与我国新时期文论发展之突破、发展与建构的历程相应历经了传播、吸收与对话的历程。这就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大量传播、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全面吸收与此后逐步走向相对冷静的对话。在新时期近30年中西文论的碰撞、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一系列十分尖锐的现实与理论问题。就其大者言有这样四个方面。首先是西方文论特别是西方现代文论的性质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姓资、姓社的问题。西方文论的资本主义性质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却涉及到这样的文论到底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对其应该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国长期以来对于西方文论，特别是对于西方现代文论因其属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而总体上是否定的。新时期近30年来，我们正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导下，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对西方文论的定性和态度上我们相继做了这样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将政治哲学立场与美学文学理论价值加以必要的同时又带有某种相对性的区分，得出政治哲学立场错误唯心，而其美学文学理论仍可能有其价值的看法。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与德国古典美学的康德、黑格尔都是这样的情形。在这个问题上还比较好统一，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对于这些西方古代哲学家与美学家大都有肯定性的意见。而对于西方现代文论，因其产生于帝国主义时期，作为这个时期的意识文化形态，从传统理论的视角看那就必然是腐朽的、没落的与反动的，因而是必须否定的。这里，仍然有一个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不仅应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经过调整后还具有发展活力的现实，而且还要敢于承认其经济与科技的先进性，并进一步承认其包括文艺学在内的文化形态在相对的意义上也有其一定的先进性。这是因为，一定的文化形态都是一定社会的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发展比我们先进，已经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建设，大体历经了现代化的全过程，那就必然对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有其文化的与艺术的思考与反映。也许，这种思考与反映是扭曲的，但其毕竟是进行了反映，也就因此对于我们这些后发展国家有其极为重要的参照价值。刘放桐在评价与西方现代文论较为接近的西方现代哲学时指出：“总的说来，他们的哲学也更能体现这一时期西方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