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佛教与居士词论略化毕业论文(2)

其五，词论、词话亦多有以佛教梵语、名相命名其集者。如彭孙遹《金粟词话》、吴衡照《莲子居词话》、钱裴仲《雨华龛词话》、蒋敦复《芬陀利室词话》、陈匪石《声执》等。如《声执·叙》云:“昔释迦说相，法执我执，皆所当破。词属声尘，宁免两执。况词自有法，不得谓一切相皆属虚妄，题以声执，适表其真。世有秀师，或不呵我。”

其六，有直以佛教之梵语命名词籍斋号。如纳兰性德自号“楞伽山人”，名其集《饮水词》，意本禅宗“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原出慧能《坛经》。顾复初自号“曼罗山人”，乃曼荼罗省译，意为安置佛像的坛，轮圆具足的意思。许南英自号“毗舍耶客”，意为如来之境界。梵语妙音鸟曰“迦陵频伽”。陈维崧截取“ 迦陵”为号并命其词籍;郭麐截割下二字自号“频伽”。晚近词人亦有效用迦陵自命者。清人潘祖荫命其词集曰“芬陀利室词”，梵语“芬陀利”乃白莲花也。蒋敦复同样命其词集词话曰“芬陀利室”。沈曾植名其词集曰“曼陀罗室”，意即梵语“天妙华”，其色香而清的意思。

其七，词宗艳冶，与佛义相悖，而词人多以绮语、语业取譬，一求忏悔，一求解脱。如杨炎正《西樵语业》、陈师道《语业》、周铭《华胥语业》、朱祖谋《彊村语业》。所谓绮语，隋慧远《大乘义章》云:“邪言不正，其犹绮色，从喻立称，故名绮语。”显然是指失空不实，甜言蜜语，是故佛家引以为戒。黄山谷曾被法秀道人呵斥为“笔墨劝淫”，当下犁舌地狱。《冷斋夜话》卷一〇:“鲁直悟法秀语，罢作小词。”乾隆年间郭麐名其集曰《忏余绮语》，自序中所语甚明，一面自言忏悔，一面仍写绮语。近人况周颐也命其集《存悔词》，周天麟命其集《悔余词》。

其八，以居士佛教名相义理冠以词集，标榜教义门派宗风者，亦不在少数。如宋翔凤《浮溪精舍词》、叶以倌《洗心书屋诗余》、郑璜《退省居诗词》、陈瓘《了斋集》、张抡《莲社词》、杨无咎《逃禅词》、陈与义《无住词》、邓廷桢《妙吉祥室词稿》、龚自珍《红禅词》《无著词》等上百种。《词品》卷六载:“马浩澜著花影集，自序云:‘……法秀道人尝劝山谷勿作小词。山谷云:“空中语耳。”’予欲以空中语名其集，或曰不文，改称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灯前，无中生有。以为假则真，谓为实犹涉虚也。”因此，词集多以影字命籍，如“灯影”、“柳影”、“梦影”、“波影”、“笠影”、“香影”、“寄影”、“绘影”、“声影”、“劝影”、“撷影”、“扇影”，更有不少词人喜用花影名其集，寄寓居士佛教虚无、空幻的义理。

总之，上述现象决不是偶然的，它并不是文人随心所欲点缀门面，或装头做脚附庸风雅，它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的。词人与佛学的结合，说明他们在深奥的宗教哲理背后，找到了具体可感的人生情味。词人以居士自命，并非完全出自对于佛教义理的钟情与虔诚，不可排除对国势的衰微、人生的苦短、仕途的挫折、生活的困顿等自我忧患意识的自赎与移情，是转而追求享乐艳异的文化倾向与情性爱欲的心理忧郁的释放，是情感符号的又一种解读与表达。

二 居士佛教与艳词

艳词的萌动、兴起、发展除了受南朝、隋唐时代的艳歌影响以外，与佛学尤其是居士佛教的积极参预、血缘亲近的原创力密不可分。因为居士佛教的修行方式最能满足人们追求的享乐意识与艳情快感，艳词不仅从题材上适应了小词的创作范围，而且使艳冶的生活走向歌馆楼台，最大可能满足了观众的审美观念、精神需要、感官刺激。可以说，艳词的兴起和发展与居士佛教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宗教情绪、人文关怀是分不开的，它在孕育的过程中暗含居士文人多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及时行乐和人性的展现、情欲的流露、生命的要求、本能的张扬、性爱的暗示等，一切都自然而然，没有强加人为的创伤和硬性撮合的痕迹。

大乘经典对居士佛教的理论支持，除《华严经》、《法华经》、《胜鬘经》等外，莫过于《维摩诘经》，它是宣传大乘居士佛教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它通过在家菩萨维摩诘向佛教弟子宣说大乘佛教义理的记述，树立了居士佛教的理想标准和典型形象。居士的产生，就是以大乘菩萨维摩诘为偶像的，维摩诘居士的形象实际上是以许多在家居士为模型而加工提炼出来的。

作为菩萨身份，维摩诘与其他菩萨不同，既拥有娇妻美妾，田园眷属，而虔心侍佛，常修梵行。他神通广大，善权方便，随心所欲，无所不为。同时，又积极入世，常常不拘佛门戒规，出入于各种场所，参预世俗活动。可以结交权臣后妃，参预政治，并与外道密切交往，甚至吃喝嫖赌，而毋庸自愧，深得佛陀的宠遇和诸方菩萨的敬重。因此，《维摩诘经》是在我国流行传播最早的佛教经典，维摩偶像在历史上有普遍的崇拜。居士佛教最大可能满足了上层居士的要求与愿望，使人最为兴奋的是不会失去娇妻美妾，荣华富贵，既满足声色享受，又对未来充满希望。维摩诘超然无为的风度为那些喜好佛教而又留恋世俗享乐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立了学佛的榜样。

实际上，自东晋、南北朝时便出现了维摩信仰。《世说新语》多有记载，如《文学篇》记殷浩被废东阳，“初视《维摩诘》，疑般若波罗蜜太多;后见《小品》，恨此语少”。《文学篇》载支道林和王坦之讨论《维摩》教义，又注引《维摩诘》曰:“文殊师利问维摩诘云:‘何者是菩萨不二法门?’时维摩诘默然无言。文殊师利叹曰:‘是真不二法门也。’”《高僧传·支遁传》:“晚出山阴，讲《维摩经》。”许嵩《建康实录》卷八载顾恺之在瓦官寺所作维摩诘壁画曾轰动当时。

中国历史上居士佛教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品类之繁盛，时间之久远，影响之深广，莫不与历代文人士夫政治的失意，权力的丧失，仕途的坎坷挫折相关。维摩诘的人格形象无疑是他们精神上得以解脱，转而向往人生享乐，追求声色刺激的前提与诱因。

词人多以居士自命，恐怕是利用维摩诘的思想来反映他们的心声。他们认为世界的净与不净，全因众生之心而转移，是秽土还是佛国，也因众生的心而变化。佛国就在世间，世间人通过菩提发愿参悟净修，秽土即是净土，出家与否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于是，从宋代起，使酒玩世，绮语劝淫，流连歌坊，广蓄家妓，便成为文人士夫共同的倾向与时尚。居士词人的人生态度、宗教情怀自然要反映到词中来，影响或规范着小词向艳冶风格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像贵如王建、孟昶、李煜、和凝、冯延巳，贤如寇准、晏殊、范仲淹、苏轼等人热心于小词创作的问题就不难理解了。甚至连那些刚正立朝的勋名重臣、台阁国老也沉溺于此道，司马光、夏竦、王安石、辛弃疾等亦有艳情绮语流传，即使出家僧侣都染指于此。如宋释惠洪，身寄丛林，方外之士，《能改斋漫录》卷一一说他:“工诗能文，时作绮语，有‘浪子和尚’之称。”这些批评多以词为艳科非禅门本分事，而实际上艳情小词正是他们的本分事，具体来说，居士佛教与艳词的关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