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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易》作为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在康、梁等维新派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康有为说：“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则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并举例说明“变”，乃天下社会之公理：“伊尹古能治国者也，日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6]康有为将《易》的变易之理，作为它“改旧”、“维新”、“存国”的理论基础。谭嗣同说：“本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变。”梁启超说：“法何以必变？凡是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草木虫鱼，“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他依照昼夜更替、寒暑往来的自然现象，以及世界生成、生物变迁进化，人类新陈代谢的变化规律，并根据“周邦岁旧，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之结论。近代思想革命先驱皆以《易》的变易思想，作为“天下之公理”，[7]用以论证典章制度非变不可的社会思想。
近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他的变法思想是在中法战争后，外国侵略的刺激下发生、发展起来的。一八八八年，他第一次向光绪上书时就尖锐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外夷变迫”，“将及腹心”，如果不及时变法，“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上清帝第一书》）一八九七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空前严重的危机，康有为忧心如焚，在《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更加尖锐、沉痛地指出：“万国报馆议论沸腾，咸以分中国为言，若箭在弦，省括即发……瓜分豆剖，渐露机牙，恐惧回徨，不知死所。” 在《上清皇帝第三书》中，他大声疾呼，只有及时变法图强才能“雪国耻，保疆宇”。他的变法主张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
在如何变的问题上，康有为进一步发挥，并阐释了陈亮关于“必取其与世宜者举而措之”之主张，他认为应针对洋务派“饰粪墙，雕朽木”、“补苴罅漏”的“自强新政”，从、、等各个方面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即经济上，首先要发展近代；政治上，要求请政府“立行，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在《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他指出，一旦实行君主立宪，“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在《上清皇帝第二书》中，康有为要求请政府在文化教育上，应废除八股，改革腐败的科举制度，并按照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兴办各级新式学堂，以及“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各专业学堂。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是一个“全变”、“尽变”的政治纲领，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愿望。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首先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为了辨明变法维新的合理，康有为利用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手法。
被梁启超比作思想界之“飓风”的《新学伪经考》和比作“火山大喷火”的《孔子改制考》两书，是康有为打击封建官方的正统思想，打击“恪守祖训”的顽固派，推行改良变法的武器。《新学伪经考》站在儒家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公开宣布《周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古文经都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篡夺西汉政权的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它根本不是儒家的真经。而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它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贻害无穷。从而否定了历代以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古文经，而且，康有为还将当时的官方学派“汉学”和“宋学”指称为“伪学”，指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不过是“奉伪经为圣法”，使人们对封建的传统思想产生怀疑。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宣称：“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写的，都是孔丘为了进行社会变革而假托古人的事迹和言论来阐述自己政治理想的作品。那么既然孔子是中国上搞变法维新的祖师爷，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也就完全符合“圣人之道”了。为了给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康有为把《周易》中的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的皮毛知识相结合，康有为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提出了他的一套变化发展观点和“公羊三世”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变者，天道也”，世之万事万物“无一不变，无刻不变”。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他论证说：“水积为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炮烧则晶莹，久置则生绣；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故而得出：“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上请皇帝第六书》）同样道理“法既积久，弊必丛生”，“天下大器……置而不用，坏废放失，日趋于弊而已”。（《上请皇帝第三书》）因此，他认为制度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因时制宜”。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同样以“公羊三世说”来宣扬进化论。并进一步论证民权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他把人类的社会制度说成有三个阶段：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政相递，循环前进。并认为“民为政”顺应了当时世界的历史潮流，势在必行：“地球既入文明之道，则蒸蒸相通，不得不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与严幼陵先生书》）近代新学家们，“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龚氏继承并发扬了陈亮事功学派关于社会历史变易观，他以批判的方式过去，揭开了近代思想的序幕。
三
陈亮以经世致用为帜志，对于当时空疏迂远之道学，排斥不遗余力。在《送吴允成序》篇中道：“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对于当时学术界主“性理之说”之主流思潮，永康事功学派坚决予以否定，他们视“道统”为臆造，“绝学”为奇谈，反对“道在物先、“理在事先”，“存大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道统论。陈亮、叶适针对朱熹的道统论，即十六字真传：“人心惟危，道心危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8]提出道在事物之中，是事物之理。不应离开事物而空言“道”、“理”。事功学派以开物成务为政治大本，重视民生日用。以为“盈天地之间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他们注重的是实事实学，开物成务。他们的矛头直指那种“低眉高拱涵养懵懂精神，置百事于不理”的道德性命之学。陈亮对于当代学者，忽视治学居官之实迹，高揭身心性命之空谈，将造就无数槁木死灰，十分忧虑。指出其于世道无丝毫之裨益，非儒者格物致知之学也。在给应仲实的信中，陈亮说：“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有见……岂不可哀也哉！……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撤，因事作则。”并提出了“道在物中”、“理在事中、“千途万辙，因事作则”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陈亮以为"道"只能存在于人事与万物之中，而不可能脱离万事万物独立存在：“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勉强行道大有功论》）他讲求“救时”、“济事”的功利，而反对程朱空谈“义理”、“心性”。陈亮痛斥“绝学”为耳目不洪、见闻不惯。针对“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