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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代主潮相悖，永嘉、永康义利并存的反动思潮对明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经国宁民为当务之急，一洗往日空疏之失，以问题为天下思想，为研究之中心影响很大。至颜元、李塨嗣兴，更以明德、亲民止至善为道，六德六行六艺为物。明孔孟之学，在于实践躬行，经世致用，理学亦经历了由极盛而入于蜕变，乃至不振之途。请代经师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并治《春秋·公羊传》，龚自珍、魏源继之。学者明于“张三世”、“通三统”之说，知世运迁流，质文代变，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康有为著《改制考》，谓“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尧舜皆孔子依托之理想人物。”力破数千年沿袭之旧说，为近世思想解放之先声。民国，孙文倡三义，变更国体、政体，请室遂以颠覆。
综观永嘉永康事功思想递衍之迹，皆舍天道而言人事，祛故说而辟新解，力扫身心性命之空谈，锐意经世治人之实效，至近代天道性命之说退为旁支，“由凭虚而趋实证，由个人而至社会，由惟理惟物而至惟行。”[11]
南宋事功学派的反理学斗争，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惨烈的反省中，士大夫们已深刻地认识到那些空谈心性的八股流风，是倾覆封建王朝的根本所在。对“玄学空言”的“心性”的激烈批判，构成了请代学术界自戒自省的一种理性自觉。顾炎武曾严厉指责明末心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2]清初迭经社会变乱，战争震撼的士子精英们亦自觉地以匡济天下自命，力矫王学末流的空疏误国，倡导崇尚实学，留心经世致用之术。他们从诸多学术领域入手，历史经验，探究朝章国故，讲求天下利病“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13]如梁启超所论：“虽然，经世学者们治学各有侧重，涉及的领域也不同，但其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14] 的学风却是完全相同的。梁启超在《请代学术概论·论清学史二种》中，也批判了那些于家国兴亡之际，以主静、无欲、道心来主宰人心，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的高谈阔论之徒：“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重以制科贴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取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销蚀达于零度。”
四
在对待史学与治史的问题上，陈亮、叶适力倡读诸子百家，目的在于汲取其长，有利于治事，以广博的知识弥纶以通世变。程朱道学要求学者专在六经四书上下工夫，认为读史和诸子之书只能为读经服务，目的在于穷理尽兴、治心修身，以达到正心诚意，上通天理。至于考订经制，肆力文章，更是无关弘旨的小事。朱熹自己著史书，却反对浙学倡言史学，谓浙学治史，兴事功之学，是乱了“圣道”。朱熹以为一切驰骛于外，而谈世变、讲功利都是卑劣的。他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明确表示：写史书历史事迹是不关重要的，重要的在使读史者通过读史懂得如何正纲纪、定名分、辨顺逆，不愿去做乱臣贼子。
永康、永嘉的史学、经制乃至文章之传，开启了清初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指创于黄宗羲（1610~1695）包括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在内的以史学为主的一个学派。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写了一节“浙东学术”。说明这个学派自黄宗羲、经万氏兄弟、全祖望到他自己一脉相传，并力称浙东之学以史学为主，有独到之长。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并在此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有名的论断。浙东学派是在批判宋明理学特别是王学末流“空言德性”，“侈谈性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经世致用，是以实学、实事和实功为归宿，而非空言经世，是通过史学研究以达于经世。
黄宗羲在“身遭国变，期于速死”之时，率先揭起“经世致用”的大旗，所著史书，皆期于有用。顾炎武在读到他所著《明夷待访录》后，盛赞其经世思想：“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并称自己所著《日知录》中的论述“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15]都是学以致用的学问。浙东学派代表邵廷采亦“有意天下之事，故所发多经世之论。”尝谓：“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不可不作，即文采未及亦不妨作。”[16]章学诚论史，更时时处处言经世。浙东学者反对注虫鱼、吟风月，在学术研究上提倡具有独创精神的专门之学，他们反对单纯地为前人的著述注释考订。黄宗羲尤重视学术研究上的“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而批评治学“倚们傍户，依样葫芦者。”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同样注重创发，“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所谓“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17]同时，浙东学派讲究“学不可无宗旨，但不能有门户。”浙派治学尚博，触类旁通，于经史之学，无所不窥。《国朝学案小识》曾称全祖望“为学渊博无涯涘，于书靡不贯串。”
综观黄宗羲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是提倡以史学为主的经世致用之学。他极博学：“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清史稿·清儒学案》）他所提“穷经必先求证于史”的治学方法，为这个学派所奉行。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我国有完善的学术史的创举。这两部书都本着“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精神而写，有极丰富可靠的文献资料，案语都根据史实写成，而且追本穷流叙述学术传递之迹。黄宗羲“学必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虚蹈，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18]主张经术为本，史学为用。顾炎武“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也。”[19]这个时期的学术主潮，正如梁启超所说，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排斥理论而提倡实践。
近代怀负家国之痛的士子们，以学术经世为鹄的，标明自己著书的目的是“世乱则由此而佐折冲，锄强暴；时平则以此经邦国，理人民，皆将于吾书有取焉耳。”经世之学因而涉及到众多专业领域如天、学、军事学等。通经致用、明道救世的实学精神成为了近代学术文化的灵魂，尤其是清初实学的崛起，更是标领了一个时代的学术风尚。
著名的史学家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指出：“史学所以经世，因非空言著述也。……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也。学者不知斯义，不是言史学也。”他针对“圣人之道”提出了“史以明道”的主张。
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林则徐等人，他们于举国文恬武嬉、沉酣太平之日，抱着经世务实、救世济民的志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