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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永康学派与近代经世实学(5)

2013-07-19 01:00 用之学在近代已成为了维新改革派之帜志。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改革派的先驱概然以天下为己任，豪情盛概不已。魏源曾针对程朱所鼓吹的“三代之治”，指出进化的客观趋势不仅不以“圣王”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恰恰相反，哪怕“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虽圣人复作，必不舍科举而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夜蛾，……虽圣天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古微堂内集》卷三）魏源与龚自珍一样袭用“公羊三世说”，将所处之世、鸦片战争时机的危机时代，视为“末世”，呼吁变法、改革。他强调：“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法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古微堂内集·治篇五》）

倘如司马光所论，宋代事功派“霸者之心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25]，那么晚清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等，则干脆抛弃了“王者之道”这一外衣，而直接“示其所欲”。他们奋力鼓吹“英雄与时势，互相为因，互相为果”，“时势亦能造英雄”（《自由书·英雄与时势》）反对“二十四史”所载“有权利者兴亡隆替之事”，“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革命先行者孙文在力主“时势造英雄”之同时，进一步指出“英雄是时代的产物”，号召革命“大家来作”，“唤起民众”，因而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其民生史观的光辉在近代发展史上显得灿烂夺目。孙文“民生就是的中心，就是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问题才可说是进化的原动力。”（《民生主义》）之论，更是摈弃了一切乌托邦空想、说教、宗教激情而走向唯物史观。

[1]《朱子年谱》卷三下。

[2] 《送章德茂大卿使虏》，《龙川词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七页。

[3]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商务印书馆旧版，第45页。

[4] 《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上）。

[5] 《本义》，第一章。

[6] 《日本书目志序》，康有为。援引自麻天详等《中国近代学术史》。

[7] 《变法通议》，梁启超。

[8] 参见朱熹《中庸章句序》、《大学章句序》。援引自《南宋事功学派及其思想》第37页。

[9] 《两宋思想述评》陈锺凡。

[10] 参见《朱熹年谱》。

[11] 《两宋思想述评》陈锺凡。

[12] 《中国近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13] 《日知录序》潘耒。援引自王先明《近代新学》。

[14] 同注1。

[15] 《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顾亭林诗文集》。

[16] 《思复堂文集序》，王揆。援引自《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王记录著。

[17] 《文史通义校注》，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

[18] 《鲒（士奇）亭集》外编，卷一六，全祖望。

[19] 《与人书》，《亭林文集》，顾炎武。

[20] 《对策》，《龚自珍全集》（上）。

[21]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丁文渊，见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

[22] 《送吴允成序》，陈亮。

[23] 《朱熹年谱·辨陈学之非》。

[24] 《两宋思想述评》，陈钟凡，东方出版社，1996。

[25] 《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王霸》卷七三，援引自《中国史观》，谭元亨，广东高教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