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思想的生活史分析——以汪士铎歧视妇女的(2)
2013-08-05 01:32
导读：实际上，“溺女”陋习在中国可说是源源流长[27]，中国古代文献如《韩非子·六反》就有“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样的记载，而“溺
实际上，“溺女”陋习在中国可说是源源流长[27]，中国古代文献如《韩非子·六反》就有“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样的记载，而“溺女”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在一个男权独尊的里，妇女们卑下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到了19世纪以来，“溺女之风却变本加厉，愈演愈烈”。[28]“溺女”原因除溺女者家贫和为女作嫁难之外，历来的男尊女卑思想应占主导，汪士铎的“溺女”主张只不过是以往实际行动的概括化而已，只是以往“溺女”者往往是个人的隐秘行动，并没有借助严刑酷法来推行，汪士铎则是更进一步要把“溺女”现象公开化和制度化。但如果仅把造成压力的原因归于妇女，这显然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靠“溺女”来减少人口，显然更非解决问题的根本之计，倒可能会引起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等许多后果，同时“溺女”现象也并不为中国传统社会一些有识之士和开明统治者所接受[29]。另外，如上所引，汪士铎见解里又颇有点类似今天计划生育政策中的优生、晚婚和节育的思想，但在根本上，汪士铎还是鉴于人口多易生乱和人口增长远高于物质财富的增长的“现实”，并非为了“优生优育”，更何况，由于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也不可能使汪思想中的这些较积极因素付诸实施。
但在另一方面，在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方面，作为父亲的汪士铎却又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此绝然不同的形象。
汪士铎总共有四子和四个女儿，其中四子一女生下不久即夭折，惟有长女、次女和三女活下来，而经过太平军之难，次女、长女也相继死去，唯适吴一女存，而死难两女在汪士铎著书时对汪帮助很大：“昔年编史志，赖汝助探讨”[30]，二女相继死后，汪士铎为其两女遭难：“日则恍惚，夜则神魂不安，梦书惊呼”[31]，多次写诗文怀念她们[32]，并说“儿女惨死，存者之苦，不能顾恤，眼见其罹此多难，心何能忍！”[33]对女儿的父爱之情溢于言表，看这些言语，你怎么能相信上述对妇女极端仇视的“表述”竟然是出自同一人之口！如此大的反差，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他思想中这些明显的矛盾性该怎么解释呢？
一个原因可能就在于他极深爱的两个女儿的死使他感受到“生女之害”，汪士铎一女出嫁不久夫即死，另一女出嫁后则倍受夫家欺凌，上文汪士铎所说“择婿”之难，既是根据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出嫁后的生活遭遇有感而发、有所针对而来的，“人不忧生女偏不受生女之害，我忧生女，即受生女之害，自己是求人的（要择婿），自己是在人教下的，女是依靠人的，女是怕人的”，为女儿，汪士铎是受尽了婿家的气的。他反思女儿惨死原因之由，即误在择婿：“二女悲愤惨死之由：婿家不合，婿不才而浮，无人可依，父老且病，无亲兄弟，继母恶，母家无他人，遭寇家业荡然，无亲戚族属可依，无人可告语，己又闺女，不能当贼妇差使，贼匪无平日，即平，而敛资已罄，事平亦甚难处，皆婿家择误也。此后日子难过，后母气难受，日甚一日也”。汪士铎又说：“吾老将死、无子，后妻与之不合，自己不知能活几日，故不接来。知其以后之难，故祝其死也，闻其信，言柴本俱难，故每食辄泪下，无事则为之思，自己无能才拙，身后寡妻犹难顾，如何顾寡女？二女平时言无论与母不合，即相合，而父死之后，彼时母亦无钱，如何能顾他了。吾以年老且无子，即养之亦不过数年，他日，渠更难过，所以忍心害理而不顾他，令之死也”，原来汪士铎既担心女儿和后母不和，自己无力调停和供养她们，怕其受罪，[34]同时又担心女儿失节——其长女为杨秀清书记，不得已，于是祈女速死，并“得大女殉难句容许村信，始稍稍无忧”[35]，发出“女死令我哀，女在令我憎”[36]，“生女必强撼，生男必狡诈。能生不能顾，不如溺于小”这样矛盾和痛苦的感叹。在他认为，在紧迫情况下，弱女难存，有不如无，故主早早溺女，以防后患。然而汪士铎话虽如此，其内心却是痛苦异常：“怜汝本无悔，重涕不知竟”，“比食每三叹，在夕长不寐。日一肠九回，北望交涕泗。自愧为人父，不拯汝死地”。很可能是两个爱女的无辜死难使汪士铎愤恨难消，由爱生恨，推己及人，由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由挚爱变成了痛恨。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他后妻的“悍泼”对他的反作用。汪士铎前妻宗孺人，“性木强，鲜言笑，不加修饰”、“能安贫，勤操作”，汪士铎甚至私卖妻子首饰以换书，妻子也不怪，夫妻“二十年无一语反目”，[37]但一旦宗孺人死后，汪士铎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吴兴沈氏后，“夫妇勃溪无虚日”[38]，又由于汪士铎为生计奔走，大病几死，欢少愁多，心情郁闷，这样在“潜在仓库”（potential repository）中被长期压抑和积聚的气愤与不满就化为“患痛”并“笔之语录”，成为“诟妇之词”表达出来，作为丈夫的汪士铎全面了后妻沈氏的缺点，指出沈氏：“不孝、不友、不慈、不顺、不和、乖戾、不睦邻里、多尚人尚气、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婆、吵闹、碰骗、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打扫喉咙、嗅鼻吐痰、诈喘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哭”。“眼睛一揉，即无中生有，百计搜寻，说张家长、李家短；吹毛求疵，推求百般，不好之处，以责备人；一事要数十日、数百遍不止；买物于秤上及价值俱要占点小便宜；事事讲究，好排场应酬，装病”，而汪士铎家庭条件不好，“无多人服侍，我不中用，不能作事，如何不格外动气”，汪士铎有针对性地根据各种劣习对后妻下了判词，针对其凶悍，汪士铎判曰：“惫其精力，困其心思，反其寒暑，拘其出入，使之疾病。”针对后妻“任性妄作，毒及子女；老拳凶物，殴及无辜,”汪士铎判曰：“夺其饮食，稽其居处，禁绝粗砺，使之饥痿。”针对后妻“捶床叫骂，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的情况，汪士铎判曰：“摔其衾茜，扯其冠服，褫其袒衣，使之寒冻。”最后，汪士铎又诅咒其后妻，“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特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死于拼命之骗人。”当然上述“厚重描述”（thick description）大都是汪士铎的泄恨之语，其中不无片面和苛求夸大之处，但可以明显看出汪士铎对其后妻的强烈不满和怨恨，只是因为汪士铎“口不能敌”，而不得不“笔之语录”[39]，以“尔以口、我以笔，其奈我何”[40]来自我安慰，以消解自己的痛恨。上文说及汪士铎提醒为子选妇时要考虑女方母亲是否为“悍泼好衣饰装束者”，也跟汪士铎鉴于其后妻为悍妇有关；另外，汪士铎的次女之所以自杀就跟其不堪继母虐待有很大的关系。既然对其后妻如此深恶痛绝，再加上汪本已经对妇女怀有偏见，在这样的合力作用下，汪士铎发展出“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荒谬、最极端的反妇女的性别歧视思想”[41]，也就不太奇怪了。汪士铎的歧视妇女的情绪由此可以有更明白的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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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风不起浪，通过以上对汪士铎个人生活史和生存心态的揭示，我们知道，汪士铎极端的歧视妇女的思想是其来由自，他的反妇女思想主要来源于他的家庭悲剧和其深刻的个人经历和体验，所谓“诗可以怨”、“物不得其平则鸣”，与之相仿，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许多人身上，如刘师培也曾说他自己激烈的思想是“由于《苏报》之刺激，然亦以家庭多难，泯其乐生之念，欲借以此祈遄死也”[42]，其他如谭嗣同、钱玄同、吴虞等的激进思想也同其家庭生活不幸的日常生活经验有极大关联，在这方面汪士铎决非唯一,当然，这并不能就此意味着他们必然就会有激烈的思想，实际上，如果不是周遭所提供的条件、机遇或突然出现这样“大变动的时刻”——像太平军之难这样对汪士铎个人伤害极大的外缘因素的刺激，使他几乎一下陷入灭顶之灾，可能汪士铎日常生活中潜在的这些偏激思想根本就不会爆发出来、形诸文字，如王汎森先生在一段研究吴虞的文字中所说：“其实像吴虞那样有家庭苦趣之经验的人，是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可是在一个礼教秩序及秩序相对稳定的时代，这些境遇通常压在意识的最低层，即使爆发出来，也马上被、
政治或规范扑灭，像旋起旋灭的泡沫。但是当礼教及政治秩序松动，而旧礼教与纲常的建制性凭借逐渐消失之时，那些可能是千年以来无时不有的生活境遇，却可能从意识的底层被解放出来，形成反思性的言论，并汇聚点滴成为江河。”[43]需说明的是，汪士铎上述对妇女极端仇视的言论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只不过是当时思想天空里的“昙花一现”，并没有辐射和影响到“公众生活”，也没有“强有力的社会集团承载”之，因而它没有“产生强大的社会作用”，[44]不会有“汇聚点滴成为江河”和获得制度化的可能；这些孤掌难鸣的怪诞言论是直到晚清时才开始慢慢被人所知[45]，到上个世纪30年代时，才由其同乡后学邓之诚把《乙丙日记》中的主要部分刊行，其内容才开始广为人所知，比较守旧的学者张尔田“恐于世道人心有碍”，专门针对《日记》中的“谬论”写了“大刻”的《〈乙丙日记〉纠谬》[46]，来批驳汪士铎；而黄濬在看了《日记》后则把汪士铎称为“近世南京名士中一大怪物”，那原因就是汪士铎生活与思想之间的明显落差——“平生痛詈妇女，主张生女即溺，而畏其妇特甚。”[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