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思想的生活史分析——以汪士铎歧视妇女的(3)
2013-08-05 01:32
导读：实际上终汪士铎漫长的一生，他都没有同意公开示人和印行他所非常看重的“笔记”——《乙丙日记》，尽管他在《自述》里曾标榜：“自品乱后之作，笔
实际上终汪士铎漫长的一生，他都没有同意公开示人和印行他所非常看重的“笔记”——《乙丙日记》，尽管他在《自述》里曾标榜：“自品乱后之作，笔记为上（语录也），诗次之，词又次之，而文最下”[48]；而且在公开场合，汪还写了不少诗文来纪念和表扬殉难于太平军之难的烈妇烈女们、还写有一些为人母的祝寿文。这种“分裂的认同”的情况在汪士铎日常生活中的出现，可能不只是他考虑到了《日记》别人读了后可能会“头目为疼”[49]的影响——“团体的规范对其成员行为有着很大的约束作用”[50]，更可能是他意识到自己思想的偏激——因为在后来汪士铎境遇已好转的1863年，他在私下答萧穆问学时的“夫子自道”曾说自己：“少尝服膺许郑，既乃归约程朱，于经世之用瞢如也；而自涉寇难间关吴楚，所遇不一人，如汉宋之言，皆鑿柄也；又况外无应门之童，内有交谪之妇，日处失意中，则又取黄老之言以自放，盖不足与于学人之数已明矣。”[51]话里面“悔其少作”的意思和自己所以曾经偏激的社会因素已经很明显地表达出来了；他的年谱作者赵宗复也说他：“惟中年丧妻溺子，误娶悍妇，饥驱奔走，又复大病，哀怨所郁，戚戚无欢”，所以才为此偏激之言，其语“虽非探本之论，失之偏宕，亦自存其见地，盖悔翁生长江南繁行之区，更有二女殉洪杨之难，激刺之余，发而生此，依时依人而论，未可厚非”，[52]赵的说法自然有为尊者讳的意味，但大致也看出了汪士铎此乌托邦思想产生的社会和生活史造因。事实上，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时过境迁后，汪士铎还是要力图“进入一个社会群体和成为能符合社会传统和习俗要求的活动分子”，服从和认同于既存的社会权力结构与“潜规则”的，“我们不能把一个人当成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去了解他。个人永远不能逃离社会组织的影响和他所在的特殊社区的控制。他的活动受社会的约束，也由社会来解释它的意义。”[53]思想“只有从的角度才能充分地予以理解”，[54]这也提示我们在分析人物的思想时，在把其“表述”置放于其所产生的语境中进行解读时，同时还要探求其“表述”背后的
社会学层面特别是生活史层面的因素，把“表述”同制造“表述”的人不断流动的“社会地位”（social position）和生存心态联系起来考察[55]，如
Gardiner所说：
Everyday life“值得被认真地对待和进行精深的研究”，因为对
Everyday life的研究可以“展示平常人的那些内在的但是却常常潜藏着的趋向和可能性”；[56]汪士铎歧视妇女思想的生活史就可说是个比较好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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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笔者所看到的关于汪士铎的研究中，分别有胡思庸：《汪士铎思想剖析》（《历史研究》1978年第2期，第30-45页）、谢忠梁：《汪士铎人口思想精华初探》（《
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第4期，第83-85页，又第77页）和王汎森：《汪悔翁和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载吴密察等《东亚近代思想与社会》，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第279-318页），胡文由于受时代风气影响，文中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已不太妥当；谢文则是对汪士铎人口思想的研究；而王文则是对汪思想的全面评介，给笔者启发很大。另外，笔者还见到三篇研究汪士铎人口思想的文章：陈嘉珉：《中国的“马尔萨斯”——汪士铎》（见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杂志网络版2002年7月号，http.://www.cuhk.edu.hk/ics/21c/index2.htm）、李建刚：《汪士铎人口思想解构》（见《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2期）和杨鹏程、谭扬芳：《汪士铎人口思想探析》（见《
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三文都没有作汪士铎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导致所论述的主要内容有些“重复建设”，这些文章都曾涉及到汪士铎的歧视妇女思想（也有专著曾略涉及汪的人口思想或思想，如中华书局1964年版的赵靖、易梦虹：《中国近代
经济史》等），但都语焉不详、没有具体展开，甚至还有史实错误。笔者这里希望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对汪“歧视妇女”的思想作个专题考察。另外，以上几文都有一些个关于汪的史实错误，限于本文篇幅，未能一一指正。
[②] Michael E. Gardiner
, Critiques of Everyday Lif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2-7.
[③] 对生活史研究概念的分析和其意义及与
人类学的关系的探讨，中文著作方面可参看蒲慕洲：《生活史研究与人类学》和何翠萍：《生活、人群与礼俗》，两文见台北中研院历史研究所编：《学术史与方的省思》（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
之六，2000），第317-364页。
[④] 见孙歌：《寻找“近代”——来自日本的思考轨迹》，见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8辑——《后发展
的现代性问题》，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182页。
[⑤] 王汎森：《思潮与社会条件》，见其《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出版社2001）一书，第254页。
[⑥] 对思想史研究作社会学视角探讨的理念，可参看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等；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论述可参看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自序》（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第1-14页。
[⑦] 见《汪梅村先生集》，第493页，收入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三辑第125种，共两册，以下引自该书的只在注释中注《汪集》第几页，不再另行说明。
[⑧] 《汪集》，第491页。
[⑨] 见汪士铎：《梅村剩稿》（《金陵丛书》86丙集之十一，无出版日期、地点）中蒋国榜的汪士铎“小传”，第1页。
[⑩] 见邓之诚：《骨董琐记》（中国书店1991），第124页。
[11] 见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第1165页。
[12] 见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第419页。
[13] 邓之诚辑：《汪梅村先生遗诗》，邓氏丰宝堂手抄线装本,无出版时间、地点，费氏前言无页码。
[14]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见《夏承焘集》第六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第294页。
[15] 王汎森：《汪悔翁和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第307页。
[16] 本文所依据之文本是邓之诚辑《汪悔翁乙丙日记·汪梅村先生年谱稿》，是沈云龙主编：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十三辑第126种，以下引自该书的，只在注释中简称为《日记》，不再另行说明，该引文见邓之诚序，载《汪悔翁乙丙日记·汪梅村先生年谱稿》，第2页。
[17] 见《汪悔翁和乙丙日记——兼论清季历史的潜流》，第282页。
[18] 参看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思考》，见台北《新史学》十四卷四期（2003年12月），第179页。
[19] 《汪集》，第515页。
[20] 《汪集》，第562页。
[21] 《日记》，第75、132页。
[22] 《日记》，第152、90页。
[23] 《日记》，第152、153页。
[24] 《天风阁学词日记》，第294页。
[25] 汪士铎甚至还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入侵中国也同其人口太多有关——“生齿日益兆，山泽力难养；远夷航梯来，弊固在利网；闻亦因人满”。见其《梅村剩稿》中《杂言》诗，第38页。
[26] 以上本段所有引文均见自《日记》，第90、153、75、97、91、153—154、154、152、58、66、90、90、146、157、157、156、91、90—91页。
[27] 当然中世纪西欧社会也有溺杀女婴现象，参看汉斯-维尔纳格茨：《欧洲中世纪生活》（王亚平译，东方出版社2002），第58页。
[28] 见徐永志：《近代溺女之风盛行探析》，载《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第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