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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焦竑的文学经世思想都来自于对诗论的继承和发展。焦竑佞佛，但是并没有舍弃儒学本根。
焦竑文学观念的入世精神，在他的创作中随处可见。自古以来，文士们往往以山水自然为对象，借流连山水以消愁遣闷，放意泉石之表，抒写烟霞之趣，在山灵水秀的天地之中，作家的情感得到了升华，心灵得到了净化和解脱。但是焦竑有所不同，其友人沈孟威“遵彭蠡、升匡山、溯鄂江，终篸岭上。”（《澹园续集》卷之二《使楚集序》）焦竑在为其所作的《使楚集序》中特别称颂的是其“接宁城之英达，旁察闾阎之所疾苦”的访察民情之举，乃至“以谓章土风，悉民隐，莫近于诗。”沈氏的《使楚集》具有这样特殊的价值：“輏轩所至，必形篇什，楚歌既奏，沂泳互发，苍岩佐其锋锷，清商激于金石，沨沨乎可以备诗史。”（《澹园续集》卷之二《使楚集序》）冥探古迹，博览名区，传统中以丰草长林为题材的游记亦可以“备诗史”，可见其入世精神是无处不及的。
（二）师习古人而重实尚用
以公安派为主要代表的晚明文人虽然反对规仿前人，但是对白居易、苏轼诸人仍很倾慕，虞淳熙在《袁宏道评点徐文长集序》中曰：“当是时，文苑东坡临御”，分身为四，除了文苑南面王王元美以外，便是主张抒写自我的文坛代表人物徐文长、汤若士、袁中郎，他们称扬白居易的主要是“中隐”之后闲适、感伤的诗作，对苏轼的推崇则是多方面的，既倾慕其卓荦的才华，又称扬其洒脱豪纵的人生态度，而对白、苏思想中都揉杂佛道尤为称道。焦竑在师法前人方面则有兼融复古与革新的倾向，他主张作家应错综雅颂，出入古今，光不灭之名，扬未显之蕴。（《澹园续集》卷二《竹浪斋诗集序》）但反对定于一格，师法一时一派，“植木索途，缩缩焉循而无敢失此。”（同上）尤其对不满“于唐，则推初唐而薄中晚，于宋，又执李杜而绳苏、黄”（同上）的胶柱鼓瑟的学习方法。并且其归趣仍在抒写自然，表现自我。他推崇东坡，也有与晚明文人相类似之处，如，他称扬苏氏“洞览流略，于濠上竺乾之趣，贯穿驰骋，而得精微，以故得心应手，落笔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澹园续集》卷一《刻苏长公外集序》）但是，他又不限于此，推赞苏氏还由于其“忠国惠民，凿凿可见之实用，绝非词人哆口无当者之所及。”（同上）这是晚明期间尚无人论及的“东坡临御”的一个原因。他对古代既有命世盛勋，又有传世文章的人物更为赞佩，他在《合刻韩范二公集序》中赞美韩忠献（琦）、范文正（仲淹）云：“两公以巨才际明主，其议论设施，不必皆合，要以左提右挈而佐成一代之治，非偶然也。”（《澹园续集》卷一）认为他们传世之作的价值，不在于辞采藻丽、音韵和美，而在于“凡所撰造必有为而作，精核典重。”在于“务以适用而止，凿凿乎如食之必可疗饥，之必可已疾。”（《澹园续集》卷一《合刻韩范二公集序》）认为大诗人杜甫，被世人推为诗人之冠冕，不是因为作品“掣鲸碧海”的审美境界，“沉郁顿挫”的诗歌风格，而是诗圣“悯事忧时，动关国体”（《澹园续集》卷九《题寄心集》）深沉的忧世情怀，在于杜甫能在文坛“只以为流连之资而六艺之义微”（同上）之时，力挽其衰，重新发挥了文学的劝谕箴砭的功能。“乐天虽晚出，而讽谕诸篇，直与之相上下，非近代词人比也。”（同上）推奉的是“惟歌生民病”的讽谕诗，而不是遣兴抒怀的闲适之作，在这方面焦竑在晚明堪称只眼独具。
（三）尚实以矫摹形之习
文与质即内容与形式则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即重视文辞的作用 ，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言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但他论诗又十分注重其“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功能，因此，孔子实际开了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他所谓“文质彬彬”，“辞达而已”都体现了这一内容，但是追求遒丽之辞，低昂互节之韵，重文而轻质的倾向时有发生，汉代铺采摛文的大赋，其逐末之涛，往往蔑弃其本，“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第八》）成了文人矜才炫博的工具，其后东晋南朝的文学作品，也都有偏重词采、韵律的倾向，迄至明代，七子派操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无不争效其体，他们规摹前人，但“得史迁、少陵之似，而失其真。”（《明史》卷二百八十六《李梦阳传》）重在格古调逸的形式方面。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同样有“藻饰太甚”（《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之弊，曰：“今夫《尚书》、《庄》、《左氏》、《檀弓》、《考工》、司马，其成言班如也，法则森如也，吾摭其华而裁其衷，琢字成辞，属辞成篇，以求当于古之作者而已。”（王世贞《李于麟先生传》）虽然后七子的复兴是意欲针对规仿初、晚唐或六朝轻靡奇丽文风和“诗或为台阁”，“学或为理窖”（王世懋《贺天目徐大夫与转左方伯序》）的状况而发的，但是他们结果仍是走上了模拟因袭、徒得皮相的老路。公安派一扫王、李之云雾，以抒写性灵相号召，反对模拟，打破格调。焦竑则通过华实相符、重实尚用的途径，对徒袭前人诗法、词句的倾向进行了抨击，焦竑承认文学表现形式是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曰：“惟文以文之，则意不能无首尾，语不能无呼应，格不能无结构者，词与法也。”（《焦氏澹园集》卷十二《与友人论文》）但是词与法是以表现内容为务的，因此，“不能离实以为词法”，击中了片面地追求格调的七子派的要害，与公安派所谓“古何必高，今何必卑？”（袁宏道《与丘长孺》）的观念不同，焦竑则历数了古代成功的作品华实相副、以实取胜的事例，对七子派进行了抨击：
六经四子无论已，即庄老申韩管晏之书，岂至如后世之空言哉？庄老之于道，申韩管晏之于事功，皆心之所契，身之所履，无丝粟之疑，而其为立也，如倒囊出物，借书于手，而天下之至文在焉，其实胜也，汉世蒯通隋何郦生陆贾游说之文也，而宗战国，晁错，贾谊之文也，而宗申韩管晏，司马相如，东方朔，吾丘寿王谲之文也，而宗楚词；董仲舒、匡衡、扬雄、刘向说理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词与法可谓盛矣，而华实相副，犹为近古以至于今称焉。（《焦氏澹园集》卷十二《与友人论文》）
焦竑认为汉代以前文之发展，是在借鉴、汲取的基础上不断发生嬗变的。表面看来，这与七子派同而与唐宋派异，但是，所论与七子派有质的差异。
首先，学习前人的方法不同，李攀龙等人学习古人以拟古为要，如“制辔筴于垤中，恣意于马 ，使不得旁出。”（李攀龙《沧溟先生集》卷之三《古诗十九首小引》）直接取拟于古人。而焦竑则认为学习古人应该是脱其陈骸，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