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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愿事迹考述试论稿————以与新罗关系为(2)

2013-09-13 02:38 等家庭出身的子弟来说,可以不经过科举进入仕途,在当时此不失为步入官场的途径之一。其次,因为担当唐太宗的亲卫,使得刘仁愿有机会接近皇帝,展现发挥自己的才干,进而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其三,刘氏曾跟随当时著名的将领李勣、程知节、苏定方东征西讨,又作为唐朝廷的使节,数次往返抚慰回纥九姓铁勒；前往突厥、吐蕃宣谕不辱使命,无疑为此后在百济从事复杂的军政活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二、唐留守军和刘仁愿的作用

　　如上所述,刘仁愿受命率领万名唐军,并联合新罗王子金仁泰所率的七千新罗军,共同守卫百济泗沘城。虽然唐朝派遣左卫中郞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但其却意外的死亡,而随后到达百济的刘仁轨,其实际职务只是检校带方州刺史而已。那么,留守军初期,唐朝在百济的最高领导人应该是谁？其中真实情况如何？此均为需要辩证澄清的问题。
　　《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载曰:“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代文度统众,便道发新罗兵合势以救仁愿。……。高宗敕书与仁轨曰:‘平壤军还,一城不可独固,宜拔就新罗,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镇,宜且留彼;若其不须,即宜泛海还也。’将士咸欲西归，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专之可也。……,主上欲呑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众从之。”
　　《新唐书》卷108《刘仁轨传》则记曰:“诏仁轨检校带方州刺史，统王文度之众,并发新罗兵为援。……。高宗诏仁轨拔军就新罗与金法敏议去留计。将士咸欲还,仁轨曰:‘春秋之义,大夫出疆, 有可以安社稷、便国家,得专之。今天子欲灭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众从其议, 乃请易兵。”
　　《三国史记》卷28《百济本纪·义慈王》记载与上引两书基本相同。显然,根据上引记载,王文度死后,刘仁轨率其兵,即“代文度统众”和“统王文度之众”,救援刘仁愿,唐高宗亲自以敕书与刘仁轨,似乎刘仁轨就是唐在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但是,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为什么这么说呢？其理由如下：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首先,刘仁轨只所以能到达百济,是因为冒犯了当时颇受唐高宗武则天信用,炙手可热的当朝宰相(中书令、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义府,即上文所引“靑州刺史刘仁轨坐督海运,覆船,以白衣从军自效。”的原因所在。当时李义府得到唐高宗的支持,手握官历除任大权,他是不可能让刘仁轨担当统领百济留守军的最高职务的。虽然前往百济任职并不是人人都愿意的事(飘洋过海,远离大陆,异域征战,时刻都有生命危险),但是,刘仁轨要摆脱李义府的迫害,他必须在此艰难的征程中找到本来就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已经从中看到一线生命的曙光,即就是所谓“仁轨喜曰‘天将富贵此翁矣!’于州司请《唐历》及庙讳以行,曰：‘欲扫平东夷, 颁大唐正朔于海表’”[14]。就是说,刘仁轨抓住了这个机会,最终实现在都城长安以及担任地方州县官均难以达到的人生理想；此种状况大概李义府之流是不可能预料得到的,当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情。就是说,刘仁轨虽被任命为检校带方州刺史,但唐中枢其实是让其戴罪立功。
　　其次,应该注意的是,刘仁轨只是“检校”带方州[15]刺史,意思是临时任用,并非实授。此反映了当时唐中枢在任用刘仁轨问题上个人成分因素。下引史料可以具体详细说明此问题。 

　　初,仁轨为给事中,按毕正义事,李义府怨之,出为青州刺史。会讨百济,仁轨当浮海运粮,时未可行, 义府督之,遭风失船,丁夫溺死者众,命监察御史袁异式往鞫之。义府谓异式曰:“君能办事,不忧无官。”异式至,谓仁轨曰“君与朝廷何人为雠,亦早为计。”仁轨曰:“仁轨官不当职,国有常刑,公以法毙之,无所逃命。 若使遽自引决以快雠人, 窃所未甘!”乃具狱以闻。异式将行,乃自掣其锁。狱上,义府言于上曰:“不斩仁轨, 无以谢百姓。”舍人源直心曰:“海风暴起,非所及。”上乃命除名,以白衣从军自效。 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仁愿不忍杀。 ……。[16]

李义府的“不斩仁轨,无以谢百姓”,足以看出其对刘仁轨“置之死地而后快”的态度。刘仁轨到达百济之后,李义府仍未放弃杀害刘仁轨的想法,而是暗示刘仁愿,并希望借刘仁愿之手除掉刘仁轨。笔者以为,可能李义府与刘仁愿比较熟悉,而且利用上下的关系,假刘仁愿之手,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可以想象,和对监察御史袁异式所用手法一样,李义府可能对刘仁愿也是玩弄威胁利诱之手段,但面临百济复兴军四面围攻的险恶局势,无论从刘氏自身还是唐朝国家利益,以其家庭出身、从军经历诸方面看,刘仁愿都是不可能顺随李义府的险恶企图的。故不为其所动,非但不难为加害刘仁轨,而且使刘仁轨充分发挥其善于谋略之长点,并将其运用到对百济复兴军的实战中去。两人精诚团结,共同对敌,并联合新罗军队,使驻百济留守军最终摆脱困境,取得了对百济复兴军一系列战斗的胜利。 大学排名
　　其三,本来刘仁愿在百济留守军初期,作为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这并无须多费口舌,但从上引新、旧唐书刘仁轨传中,似乎难于看到这种苗头,此固然是新、旧唐书传记史家为了突出传主之地位无可指责之行为,但由于过分夸大刘仁轨的功劳及地位,而使此一时期唐留守军的事迹陷入混乱,这显然是不可取的,故不妨再援引其它史料加以考论。笔者认为,由于李义府仍住持唐中枢事务,刘仁轨此时还不可能直接上奏唐高宗,同时,唐高宗亦根本不可能给刘仁轨下达敕书,收到唐高宗敕书的人不是刘仁轨,而是刘仁愿。当然,给唐高宗答书的作者是刘仁轨没有错,但他是以刘仁愿的名义写的。龙朔三年(663)十一月,唐、罗军最终击败百济复兴军,唐高宗诏刘仁轨领兵镇守百济,召孙仁师[17]、刘仁愿二人返回唐境。刘仁愿到达唐都长安后,唐高宗直接问及百济留守军情况： 

　　刘仁愿至京师,上问之曰：“卿在海东,前后奏事,皆合机宜,复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愿曰:“此皆刘仁轨所为,非臣所及也。”上悦,加仁轨六阶,除带方州刺史为筑第长安,厚赐其妻子。遣使赍玺书劳勉之。上官仪曰：“仁轨遭黜削而能尽忠,仁愿秉节制而能推贤,皆可谓君子矣!”[18]

又：

　　大将军刘仁愿克百济,奏以为带方州刺史。仁愿凯旋,高宗谓之曰:“卿将家子,处置补署,皆称朕意, 何也?”仁愿拜谢曰:“非臣能为,乃前靑州刺史教臣耳!”遽发诏征之, 至则拜大司宪, 御史大夫也。[19] 

　　上引史料无可辩驳的说明龙朔三年十一月之前,刘仁愿是唐百济留守军的最高领导人。史料表明,唐高宗对刘仁愿的在百济的各种处置措施十分欣赏,并提出“卿本武人,何能如是？”的疑问。显然,唐高宗只知道从百济发来的奏章是刘仁愿所作,如果奏章题写上奏人为刘仁轨,唐高宗绝对不会产生这种疑问。此从反面亦可证实,唐高宗的敕书是给刘仁愿而非刘仁轨。面对皇帝的提问,刘仁愿则显示出自己特有的耿直无私,他没有将别人的功劳据为己有,没有说出一点对刘仁轨不利的事,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推贤让能,将刘仁轨在百济的事迹直接禀告唐高宗,从而使唐高宗重新认识刘仁轨,并可能对以前李义府的作法有所反省,故奖励慰劳接踵而来,为刘仁轨重归唐中央奠定了基础。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中,对刘仁轨如何针对实际情况,采取措施,最终在对百济复兴军的战斗中取得胜利,但就是没有提到刘仁愿,这也是难说服人的。其中原因无非是和刘仁轨从百济返回后,即受到唐高宗及武则天的重用,几度出掌唐中枢,并且曾一度与中书侍郞郝处俊等,负责修改所谓许敬宗不实编纂《唐高宗实录》事件有关[20]。同时,据上引《大唐新语》之记载,随后的刘仁轨正授带方州刺史职,也是刘仁愿奏请的。按照新·旧唐书刘仁轨传记的记载,可以想象,一个下级军将竟然向皇帝奏请授任其上级官职,这在当时没有成例,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再者,上文提到的刘仁愿纪功碑,是唐留守军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