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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明的是孙星衍《泰山石刻记》载为“刘仁愿题名”。并记载此题名的出处曰:“岱帖录在岱巅云峯西”,亦未载录题名的最后一行文字,此显然和上引不同。对此笔者暂不多言,留待以后详细讨论。那么,此题名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笔者以为可以归结以下几点。
首先,“题名”有相当清楚的题名者名称、题名时间,并结合题名者的官职及其它内容(上引罗、济会盟盟文中,刘仁愿的官职为“右威卫将军鲁城县公”,此当是刘氏官职的简称),是刘仁愿其人题名应该不会错。就是说,此“题名”可以作为论定刘仁愿事迹依据。
其次,“题名”有明确的题写年月日,即“乾封元年(666)二月十九日”,这是应该重点探讨的问题。如上所述,罗、济会盟后,刘仁轨率四国使者渡海西还,参加唐王朝在东岳泰山举行的盛大封禅仪式。在此之前,唐朝廷诏令“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麟德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诸王十月集东都,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39]。唐高宗亦以此年十月丁卯,从东都洛阳出发。经过两个多月,次年正月初一到达泰山脚下的泰山顿,并于初三日登上岱顶。九日，封禅活动达到高潮,改麟德三年(666)为乾封元年,直到十九日唐高宗等才离开泰山。从上述参加官员资格来看,刘仁愿参与封禅仪式当是没有问题,但诏书规定“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恐怕就有一点障碍。是否因为罗、济双方会盟关系趋于缓和,在刘仁轨率新罗、百济等使者返回唐境之后,刘仁愿安排好熊津留守军内部事务,并在唐朝廷同意的前提下,带领随从同赴泰山？“题名”记为二月十九日,即唐高宗离开泰山后的一个月,此时唐高宗早已结束泰山封禅活动,正在前往曲阜故乡的路上。如果说刘仁愿按照正常的程序,参加封禅仪式之后,他理应尽快返回百济留守军本部。因为刘仁轨返回唐境后,时任熊津都督的扶余隆亦再回唐境,并于二月二日受唐高宗的差遣,以司稼正卿的身分,前往曲阜“以少牢之奠,致祭先圣孔宣父之灵”[40]。此时唐留守军处于无人统领之状态。或许因为出发时间过于推后,以及航程及海路的缘故,刘仁愿到达泰山时,盛大的封禅仪式已经结束,故只能和前来等候的夫人子女等见面。这对刘氏来说不能说不是一种遗憾,故带领家人及随从登上泰山,目睹这里不久前发生的唐王朝建立后首次告天封禅的遗痕残迹,心中的滋味估计只有他自己清楚,这就为他在仰天洞题写“题名”提供了可能。还有,如果刘仁愿正常的参与了封禅活动,他似乎是没有必要这么做的,因为参加这次封禅的文武官员、域外使节、皇亲国戚人数众多,至少清代乾隆末年以前可以看到的,除过二月一日、□月十五日刻于仰天洞西的宫府寺丞“王知慎等题名”(包括检校造封禅□御作布政府,行宫门整备大使,内府监主簿王知敬),西台主书□都尉王行直、冯承素、孙表□等“题记”,以及奉勅投龙璧于介邱(即封础埋玉之事)者一人题名外,题刻在仰天洞内的就只有这件“刘仁愿等题名”[41]。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当然,经过一千二百余年的岁月,刻在泰山之上与这次封禅相关的或者相同性质,或者其他有名人士的题名也许会自然或人为(如后代人在原石刻上重新刻字等)的损失,但似乎一点痕迹也不留消失的情形相对不大。同时,如同在百济留下纪功碑一样,作为武将,刘仁愿有极强的荣誉感和表现欲,这可能是初盛唐时代征战海外的将领的共同点,在泰山上题刻题名亦足以说明此一点。再者,他一定是有所感受才这样做的,他可能想到的是与百济复兴军战斗的刀光剑影,唐朝廷反对势力的利诱和打压,与刘仁轨的患难与共及矛盾争执,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和无私。他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是他一直为大唐帝国开疆拓土、奋战海东,此可能也是其题写“题名”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上引纪功碑中,对刘仁愿的祖上功勋、官职,刘氏本人的成长过程,有详细的记载,“题名”则记载了刘氏的家庭情况,即其夫人姓陈,被封为颖川郡夫人。二男,可以理解为两个儿子,其名字分别为怀、瓒(或许这里是指其第二个儿子,不得而知),他们均是步其父之后尘,为唐门下省所属的弘文馆学生。另有一个女儿及新妇窦二等。就是说,刘仁愿有二男一女,其中儿子已经结婚。
第四,笔者同意上引《山左金石志》卷11中,将“乾封元年(666)二月十九日”之后的人名，计为刘仁愿的随从人员的看法[42]。唐代自武德以后,在太常寺隶属的太乐署设置内教坊,以备宗庙等大型的祭祀礼仪活动之用,笙博士当是其中机构重要组成人员之一[43]。另外,新罗文武王四年(664)三月,曾经“遣星川、丘日等二十八人于府城,学唐乐”[44],其中“府城”是熊津都督府城当不会错。新罗王派遣众多的人员到熊津都督府所在地学习唐乐,证实当时新罗和唐留守军之间有多方面沟通和交流[45]；当然,担当教授“唐乐”的不可能是百济人,一定是从唐朝来的专业人员,此亦说明唐百济留守军组成人员的广泛。故此,这里的“笙博士沈小奴”当是前往百济,或者是刚从百济返回的唐专业音乐者。
六、刘仁愿的结局
关于刘仁愿的结局,笔者在上篇第三章《新罗文武王代的对唐交涉》中曾略有论述,认为“刘仁愿的结局,是此阶段罗、唐微妙关系的集中反映”。为什么这么说呢？此和当时唐王朝的半岛政策,唐朝廷内部各种势力的微妙斗争,以及新罗自身的利益有关。
众所周知,早在高句丽内哄之初,新罗文武王金法敏急派“天存之子汉林，庾信之子三光,皆以奈麻,入唐宿卫”,因此时金仁问尚在唐都长安，故金汉林、金三光二人的使命不单是担当宿卫,而且赋予请兵之任务。史载云:“王以既平百济，欲灭高句丽,请兵于唐”。可见,灭亡高句丽,新罗和唐朝有共同利益。唐朝任命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郝处俊为副,前所遣庞同善、契苾何力并为辽东道行军副大总管兼安抚大使,水陆诸军总管及运粮使等所辖,亦受李勣节度,“河北诸州租赋悉诣辽东给军用”。次年(667)七月,唐高宗命令刘仁愿、金仁泰从卑列道,并征调新罗军从多谷、海谷二道,进而和唐军在平壤城汇合。但同年十二月,“唐留镇将军刘仁愿,传宣天子敕命,助征高句丽,仍赐王大将军旌节……”；此前，唐军总指挥李勣曾派专人至新罗军营“移书以督兵期”。其原因可能是唐军数路进击,而新罗军未能从南面开辟新的战场,李勣派人前来督战未见成效,故刘仁愿又奉勅策应督促。另外,《三国史记》卷6载此年十一月中旬,李勣所领唐军班师(兵回),答薛仁贵书中亦有相同记载。但现存中方史籍如《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诸书均未载此事。而且,次年二月,李勣等率军攻拔高句丽扶余城；如果唐军果真班师,此一来一往,绝非此短暂的两个半月所能办到。当然,也有可能退至营州或山东半岛,但无史料左证难能断定,这里姑且存疑。就是说直到此时,唐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