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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史辨”派《春秋》研究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适逢疑古思潮在学术界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界”，“当时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学派所把持”。[13]（第23、26页）与此同时，反封建、反传统也是与疑古思潮紧密相关的时代主题，否定《春秋》的权威，借以最终否定对孔子的偶像崇拜，恰好符合这一历史潮流。这样，“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对于革命心切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在他们看来，既然孔子与《春秋》根本无关，而《春秋》的权威原来竟然是个骗局，“孔家店”便“不打自倒”了。正因为这样，“《春秋》为史学著作”说一出，便立即引起学界的震动，学者中赞成者众，批评者寡，这个假设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定论，对20世纪现代意义上的经学和史学史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消极的影响。
第一，“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导致了学者观念的混乱，甚至使之对经学史上的某些客观事实判断失误。曹聚仁说：“《春秋》，王安石说它是断烂朝报，梁启超说它象流水帐薄，都是极确当的批语。那位战国时的孟轲，为了要借重孔氏，于是造出‘《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话来。一变而为《公羊传》，再变而为董仲舒之《春秋繁露》，三变而为何休的《公羊解诂》，于是‘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都出来了。”[14]（第41页）一望而知，对古代经学发展史的这一勾勒直接来自“古史辨”派的学说，但论者的这种看法到底有几分可信性呢？平心而论，尽管我们不能否认《公羊传》、《春秋繁露》、《公羊传解诂》等书中确有不少以讹传讹乃至牵强附会的内容，但切不可将这些解经之书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一味视为无根之说，除非我们真的相信古人是串通一气的造假团伙。《春秋》与《公羊传》、《春秋繁露》以及《公羊解诂》之间并不存在像曹氏所说的那种“三变”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
有学者则受“古史辨”派以《春秋》为史学著作观点的影响，否认其中的政治学价值，相反从非政治学的角度对《春秋》进行了错误的诠释，周予同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1936年，周氏在谈到《春秋》的性质时，将“《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视为《春秋》研究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1]（第493页）他对“古史辨”派学者讨论《春秋》的方法颇有微辞，他说：“钱先生根据‘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论上的方法，说《春秋》和孔子根本没有关系；换句话说，根据《春秋》以及后来‘《春秋》学’的内容来说明孔子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确是中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但究竟这问题太大了，所以除钱先生自己外，和钱先生同调的胡适先生也就不敢冒然接受。”[1]（第494页）在这里，周氏显然敏锐地发现了“古史辨”派方法论上的问题。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未能摆脱后者的影响，对《春秋》性质做了错误的解释：“平心而论，《春秋》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初期的历史著作。”[1]（第498页）
“古史辨”派《春秋》研究对经学研究的影响还表现在学者对孔子研究的取去方面。钱玄同说过：“我们要考孔丘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3]（第70页）陈其泰先生说：“近代因受疑古思潮影响，有的学者对于孔子修《春秋》提出怀疑，理由是《论语》中没有提过《春秋》。”[15]（第3页）研究孔子不用《春秋》，而只依据《论语》等书，直到今天还是学术界的基本态度。匡亚明先生的《孔子评传》尽管不同意“古史辨”派的看法，但并没有真正将《春秋》用于阐释孔子的思想，恐怕还是受到这种怀疑的影响所致。
第二，“古史辨”派的《春秋》研究引发出所谓“以史隶经”一类错误的经学研究理论。古文经学家主张“六经皆史”，《春秋》首当其冲，但真正将《春秋》性质之争引申为经史关系之争，并从反封建角度论述这一关系的，则是那些受“古史辨”派影响的学者。现代经学研究的方法和任务是什么？周予同说：“简明地说，就是以治史的方法以治经。所以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决不是以经来隶役史，……明显地说，中国经学研究的现阶段是在不循情地消灭经学，是在用正确的史学来统一经学。”[1]（第622—623页）又说：“总之，简略些说吧，以‘史’的观点来治‘经’，以科学的见地，发掘经典里的沉埋的材料。你把握住这理论而有所成就，你就会以新的姿态出现于中国现代学术界，而不致于将自己穿戴着古衣冠杂厕在已死的古代的经学家的队伍里了！”[1]（第635页）“以史隶经”是方法，“消灭经学”是目的，这种提法貌似有理，实则经不住推敲。“以史隶经”的结果并不是消弭了门户之争，而是取消了问题；“消灭经学”的作法客观上打断了经学研究的传统，使得现代学术史上出现经学研究的“真空”。平心而论，这并不是真正所谓“超经学”、科学的研究理论。当代学者蒋庆站在今文经学的角度批评说：“降及晚清，奇葩再发，康崔独秀，经苑芬芳。岂思室内起火，疑古蜂起；歆学余绪，作浪兴风。于是辩有为亡，非圣无法；托治国故，以史乱经。自此而后，斯学扫地，无人讲习，更糟践踏，旨丧义缺。此间虽有一二贤者如北流陈柱欲挽狂澜而崇正学，然旷野孤歌，其学无闻。至今，又忽忽六十载矣，公羊已为绝学。”[16]（第2页）这是讲疑古思潮对今文经学的摧毁，实则其破坏远不止于此。
第三，受“古史辨”派《春秋》研究的影响，20世纪的几乎所有史学史著作都视《春秋》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编年史著作”。
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史研究开始于20世纪初期，受“古史辨”派的影响，许多学者都将《春秋》界定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编年史著作”。金毓黻先生说：“据此，则孔子之修《春秋》，实为整齐官府之旧典，以下之于庶人，并以所创之义法，开后世私人撰史之风。”[17]（第39页）李宗侗先生说：“真正有系统的古史，现存者当以《春秋》为首。”[18]（第16页）又说，“《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18]（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说：“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讲学和私人撰史之风，突破了宗周以来学在官府的藩篱。他所修的《春秋》，是现在所知道的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历史著作，也是现存的中国史学上最早的编年体史书。”[19]（第16页）瞿林东先生说：“孔子所修编年史书《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20]（第137页）吴怀祺先生也说：“《春秋》基本上是一部记实事的史书。”[21]（第36页）
我们不能排除今文经学衰落，古文经学势力壮大对上述观点形成的影响，但考虑到“古史辨”派在20世纪初的那次《春秋》问题讨论及其在整个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不容否认两者之间存在很大程度上的承袭关系。在《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基础上，学者或将《春秋》笔法解释为“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或替孔子加上“中国史学之父”的头衔，真可谓怪论叠出，厚诬古人。
实际上，就《春秋》而言，历史是形式、皮毛，政治是内容、核心，后者决定了它的性质。《春秋》的情况虽然非常复杂，但其性质为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