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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史辨”派《春秋》研究陷入误区的原因
1、反封建时代主题对“古史辨”派研究工作的干扰
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孔家店的时代主题着“古史辨”派的疑古辨伪工作，同时也是导致《春秋》研究陷入误区的重要因素。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君主专制政体已被推翻，民国已经建立，但专制主义思想的根源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相反，国民政府，北洋军阀屡屡掀起“尊孔读经”风潮，正如时人所讥：“这‘读经’的僵尸，在民国作祟已不止一次了。”[24]（第259页）当时的革命者很早便看到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和危害，陈独秀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此为“理之自然”。李大钊也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王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专制之灵魂也。”[25]（第498页）作为新运动的产物，“古史辨”派在产生之初便受“反封建”时代精神的鼓动，将中国文化的传世典籍视为封建主义思想的载体而加以怀疑和批判。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序言中明确宣称：
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论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馆，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26]（第28页）
研究孔子旨在否定孔子，阐释经书旨在否定经书，这正是“古史辨”派经学研究的指导思想。由于《春秋》素来被认为是专制思想的渊薮，而今文经学家最擅长于发扬这种“微言大义”，所以批判《春秋》，尤其是批判今文经学家关于《春秋》的“非常怪异之论”便成为当务之急。否定《春秋》的政治属性，将它解释为一部客观记事的历史学著作，显然是打倒孔子和《春秋》权威的最好办法，就像有学者宣称的那样：“我们要把孔子从神座上拉下来，让他恢复‘人’的本来面目；我们把‘六经’（五经）当作古代文化思想的资料，加以分析研究，剔除那神秘气息；如钱玄同那样，自称‘疑古玄同’，‘疑古’乃是我们整理国故的基本精神。”[14]（第38页）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学术违背科学精神便难以避免，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疑古运动的健将们虽然在主观上有着坚持学术独立性的意识，并把这种意识当作‘科学精神’的体现，但是，处在大动荡的风口浪尖上，疑古健将们的疑古，本身就是时代的产物，……因此，在他们的脑际深处，没有，也不可能自觉地守定坚持学术独立性的治学立场。”[25]（第580页）
时至今日，反封建的时代重任早已完成，学者们不再像“古史辨”派学者那样担负着沉重的反封建政治使命，对的客观分析可谓正当其时。梁治平在《公羊学引论》序中说：“七十年前，国人众口一辞，曰礼教杀人，孔学当废。今之人回首往事，恍若南柯一梦。传统当重新评估，此渐成学界共识。”[16]（第3页）复兴儒学之论恰当与否，另当别论，但经学研究中的先入之见和极端态度应当根本改变，则是毋庸置疑的。
2、经学背景对“古史辨”派学者的消极影响
“古史辨”派学者如胡适、钱玄同、顾颉刚等人大多具有复杂的经学背景，前人已有论述。[1](第545—546页)我们不难看出，出于反封建的目的，顾颉刚、钱玄同片面继承和发挥了今文经学的怀疑精神和古文经学的“经承旧史”说，使得他们的《春秋》研究走向极端。
顾颉刚的疑古辨伪工作直接受到晚清今文经学家的影响，他自己就有明白的表述：“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了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27]（第43页）身为顾门弟子的杨向奎对此也有尖锐的批评，有人评论道：“顾先生的所谓‘古史辨’，在杨先生看来，几乎完全是以今文家说为前提的，这大概是他对自己的老师最不满意的地方。也是杨始终对‘古史辨’派持批评态度乃至苛刻态度的主要原因所在。”[28]（第322—326页）钱玄同学宗今文，他的老师崔适便是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钱玄同自己也说：“我对于‘经’，从一九零九年至一九一七年，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年才看到的。”[29]（第30页）
总的来说，在今文经学中最为顾、钱等人所看重的主要还是那种勇于打破权威，且足以为己所用的怀疑精神，而不是他们疑古的具体结论。顾颉刚看到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之后，便声称：“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27]（第26页）又说：“《伪经考》这书，议论或有错误，但是这个中心思想及其考证的方法是不错的。他虽没有完工，但已指示我们一条继续工作的路。”[30]（第537—538页）在这条“继续工作的路” 上，“古史辨”学者走得更远，因为要打倒孔子和《春秋》的权威，“托故改制”说是远远不够的，“孔子不作《春秋》”说由此应运而生。究其实质，这种说法不过是今文经学家“托古改制”说的极端化而已。
“古史辨”派并不是纯粹的今家，他们的学术思想中也继承了古文学家的部分遗产。顾颉刚的古文经学传统源自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1913年，他听了章太炎批评今文经学的演说后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还有这一班无聊的今文家敢出来兴妖作怪？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家和史学家看待，我深信这是合理的。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27]（第24页）
我们知道，两汉经学衰落之后，西晋古文经学家杜预率先提出所谓《春秋》“经承旧史”之说，断言孔子作《春秋》是继承了“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此说的要害在于否认了今文经学家所津津乐道的“微言大义”，从而开启后世“《春秋》为史学著作”说的先河。值得注意的是，杜预的“经承旧史”说虽然在客观上贬抑孔子而尊崇周公，但并不否认《春秋》为孔子所作。为了彻底打倒经学权威，疑古学派便索性宣称《春秋》与古代的政治权威（无论孔子还是周公）毫无关系。
综上所述，“古史辨”学者出于反封建的目的，兼取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足以为其所用的观点，他们关于《春秋》研究的结论实质上是两种经学传统杂糅而成的“怪胎”。钱玄同就说过：“我们今天，正该从今古文两派的相互指摘之下，接收他们双方的结论。”[14]（第31页）顾颉刚也认为：“六经皆周公之旧典”一句话，已经给今文家推翻；“六经皆孔子之作品”一个观念，现在也可驳倒了。[2]（第42页）这种做法的初衷在于超越传统经学的门户之见，但实际上他们却不自觉地充当了为某种政治摇旗呐喊的角色，因而又陷入了另外的误区当中。《春秋》研究只是“古史辨”派疑古辨伪工作的一个案例，但它典型反映出这些学者中所普遍存在的重大理论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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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予同．周予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