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2)
2013-10-05 01:40
导读：帮助。（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 》，第1页。）蔡元培的评论和胡适一样，主要是有关译文的雅与达之关系，而没有从信的角度，来质疑严复对西方思
帮助。（注：蔡元培，《五十年来之》，第1页。）蔡元培的评论和胡适一样，主要是有关译文的雅与达之关系，而没有从信的角度，来质疑严复对西方思想的引介。
胡适与蔡元培都是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主将，但他们却能以同情的态度，了解古文对当时学者的意义，因而肯定严译的贡献。然而胡适在文章中把严译所用的桐城古文称为“死文字”的说法，却引起一些学者的反驳。他们主要是反对新运动，尤其是其中白话文运动的“学衡派”诸君。（注：有关学衡派之背景与及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批判见沈松侨，《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北：国立大学文史丛刊，1984）；乐黛云，《重估〈学衡〉——兼论现代保守主义》，收入汤一介编《论传统与反传统：五四70周年纪念文选》（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第415-428页。）
曾受传统，又留学美国的胡先骕以为文言与白话之分不在一今一古，而只是同一文字的雅俗之别，所以典雅的古文可以随时代而在内容上推陈出新，绝非胡适所谓的“死文字”。例如他说严复与章士钊都是“以其能用古文良好之工具，以为新学术、新思想之用，斯有不朽之价值”，其中他特别欣赏严复：
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具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句无胜义，其用心之苦，惟昔日六朝与唐译经诸大师为能及之。以不刊之文，译不刊之书，不但其一人独自擅场，要为从事事业者永久之模范也。（注：见胡先骕，《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学衡》第18期(1923)，第7页。胡先骕对严复译作的态度是比较复杂的，他一方面从文字的角度肯定严复所用的古文，但另一方面他对严复所引介的《天演论》与英国斯密与穆勒的自由思想深表不满。）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学衡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柳诒徵抱持着同样的观点，他说严译合乎他所标举的信雅达三原则，对引进西学有很大的贡献：
近世译才，以侯官严复为称首，其译赫胥黎《天演论》标举译例，最中肯綮。嗣译斯密亚丹之《原富》、约翰穆勒之《名学》、斯宾塞尔之《群学肄言》、孟德斯鸠之《法意》、甄克斯之《社会通诠》等书，悉本信雅达三例，以求与晋隋唐明诸译书者相颉颃，于是华人始知、计学、名学、群学、之深邃，非徒制造技术之轶于吾上，是为近世文化之大关键。（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台北：正中书局，1974），下册，第186-187页。）
贺麟虽不属学衡派，但对此派抱持着比较同情的态度。他明确地表示《群己权界论》是忠实的直译，在信方面并无值得批判之处。他与上述几人不同的地方是，他开始注意到严复翻译工作的阶段性。他以为除了早期的《天演论》、《法意》、《穆勒名学》与晚期的《名学浅说》分别采取意译与“换例译法”，略亏于信之外，其它的译作基本上都合乎信雅达的翻译三原则。总之，贺氏以为严译“雅”，而且多半能“达”，除了初期与晚期采意译方式，不够“信”之外，中期的几个译本包括《群己权界论》在内，基本上符合“信”的原则。（注：贺麟《严复的翻译》，《东方杂志》第22卷第21号(1925)，第75-87页。）
对于上述学衡派与贺麟等人肯定严译的看法，很多人并不同意。1930年之后，白话文的使用逐渐成为一股无法抗拒的浪潮，而随着白话文的普及，欣赏严译古文的人就更少了。瞿秋白与鲁迅对翻译问题的讨论，反映了此一现象。瞿氏在1931年给鲁迅的信中提到，古文的典雅使严译无法达成“达”与“信”的目标，他说：
严几道的翻译不用说了。他是“译须信雅达，文必夏殷周”，其实，他是用一个“雅”字打消了“信”和“达”。最近商务还翻印“严译名著”，我不知道这“是何居心”！这简直是拿中国的民众和青年来开玩笑。古文的文言怎么能够译得“信”，对于现在的将来的大众读者，怎么能够“达”！（注：收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册，第372页。）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鲁迅早年非常喜爱阅读严译《天演论》，由此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知识领域。针对瞿秋白对严译的批评，在回信中鲁迅不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他觉得严译文字虽较不易懂，但是在信的方面没有问题。尤其是《群己权界论》的翻译，把信看得比雅与达还要重要，所以此书的问题不是信，而是“信而不达”。他和贺麟一样以为应对严译加以分期，认为早期所译的《天演论》是取法六朝译佛经的方法，重视雅与达，读者较易于了解。后来所译的《原富》、《法意》、《群己权界论》等书，则是取法唐代译经，“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篇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注：《鲁迅全集》，第4册，第380-381页。）
从以上对严译的批评，鲁迅表明了翻译中的两难状况，亦即雅而达的翻译往往不够信，而太看重信的译本，却又使读者不易了解。简言之，鲁迅以为严译的问题在前期是达而不信，后期的译本，如《穆勒名学》与《群己权界论》则是信而不达。（注：《鲁迅全集》，第6册，第352页。）
对于达的讨论并不限于文字的雅与信方面，也涉及内容的问题，这就是梁启超在前文所说“学理邃赜”所导致的障碍。严复在《群己权界论》的凡例中也曾表示，译文易懂与否，主要不在文字，而在内容，西方深奥的思想在译为中文之后，思想的隔阂仍然存在，此种隔阂使中国读者不易了解：
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注：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就此而言严译两本学方面的著作，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与耶方斯的《名学浅说》，尤其有这样的问题。这两本译作在当时曾轰动一时，推动国人学习
逻辑学的热潮，但是许多人都说因为这门学问过于艰深，严译很难懂。
《穆勒名学》出版的次年(1906)，留学日本的朱执信在《民报》之中表达了一个很类似的看法：
中国则自明李氏译《名理探》始，暨艾氏译《辩学启蒙》，皆不行于世。严氏译名学后，世乃知有一科学，为思之法则尔，然吾窃观世之读名学者，什九震于严氏之名而已，以云深喻，殆未可也。（注：《民报》，第6号(1906)，第65页。）
甚至连博学的王国维也说严复以古语来译《穆勒名学》颇为难解，对于通的人来说，还不如直接读原著作来得容易：
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
外语者观知，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注：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静庵文集》，第100页下。）
以上的讨论环绕着严译的雅与信，与所译内容，对于“达”的影响。梁启超以为严译是雅而不达；胡适与蔡元培则以为要作世代的区别，典雅的译文对通晓古文的士人是达，而影响大；对新学青年则是不达，而影响小。瞿秋白则说典雅的古文不但不易懂，也达不到忠于原著的目的。贺麟与鲁迅则另辟蹊径，以为严译之不达，是因为过度重视“信”而造成的。此外，梁启超、朱执信与王国维则指出严复以古文翻译深奥的西学，其内容之艰深影响到读者对译书的了解“达”。胡先骕与柳诒徵等学衡派学者反对上述的看法，以为严译符合信雅达的三原则。就更广的背景而言，有关严译在达方面的讨论牵涉到“开民智”之理想与近代中国文言与白话之争。严复一方面促成开启民智的重大变化，另一方面则因坚持使用古文而饱受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