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翻译：近百年来中西学者的评论(5)
2013-10-05 01:40
导读：等人的文章来看他们的反应。 徐高阮完全同意史华慈的看法，他说： 严复对于科学、自由、平等、的价值的信服尽可是真实的，但这一切只是作为富强手
等人的文章来看他们的反应。
徐高阮完全同意史华慈的看法，他说：
严复对于科学、自由、平等、的价值的信服尽可是真实的，但这一切只是作为富强手段的价值，而非其内在的价值，引起他的热烈反应。（注：徐高阮，《严复型的权威主义及其同时代对此型思想之批判》，页143。）
林载爵也同意史华慈对严氏自我与群体之关系的解释，认为在严复的思想之中，个人自由的价值被国家自由的追求所掩盖了。他说：
严复思想中，“单位”是为了“总体”而存在，也就是个人是为了国家而存在，个人在国家之中并没有他的主体价值。
严复的集权主义思想，显然已完全背离了穆勒思想的主旨，严复所期望的集权政府正是穆勒所最反对的……固然，严复受了穆勒对“个性”的主张，但在他的全盘思想中，“个性”并没有重要的份量，并不像穆勒，把它视为基本的价值。
他并肯定史华慈所说严复以国家富强为基础的自由观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却是“权力扩张，个人自由隐没”，而出现以自由之名镇压自由的极权国家。（注：林载爵，《严复对自由的理解》，第145、148、159页。）
林安梧对严译《群己权界论》的研究是比较式的，他是从中西语义脉络的角度来作分析。他说“严复所使用的雅言——中国古典的文言文本来就含藏着太多的性，加上严复本人的传统薰陶，使得他将原先穆勒所强调的知识理论之辩说与沟通一转而为伦理意味或价值意味之实践与修养”，“揆诸严复所处的世代，我们当然可以清楚的了解到严复所想到的‘自由’当然是‘其国全体之自由’，亦惟如此才能在列强侵略吞并之下稳住自家脚根。换言之，《自由论》的核心思想在严复笔下乃是作为（国家）自立自强的工具罢了”。（注：林安梧，《个性自由与权限：以穆勒(J.S.Mill)“自由论”为中心的考察兼及严复译“群己权界论”之对比省思》，第16-17页。）整体来看林安梧一方面同意史华慈的论点，另一方面也有创见，指出由于传统经典与传统语汇所带有的伦理意涵，使严复在《群己权界论》时，对穆勒的知识论与群己观有所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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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的《论严复》一文是大陆学界对严复思想研究的一篇力作，他看过史华慈的书，也同意严复是以翻译来创造。他说“严复《天演论》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赫胥黎原书的忠实译本，而是有选择、有取舍、有评论，有改造，根据现实，‘取便发挥’的‘达旨’。但李泽厚不同意史氏以手段与目的来解释个人自由与国家目标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严复对西方个人自由之重要性的体认是“先进和彻底的”，严复充分地了解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英国派自由主义思想”。李泽厚以严复在《原强》中所说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语，来说明严复思想的特色。然而按照李泽厚的看法，虽然严复完全肯定个人自由的绝对价值，他无法建立一个没有内在矛盾的己群并重的思想。换言之，李氏和史华慈一样觉得严复是要把国家的目标放在个人价值之上，可是对李泽厚而言，因为严复也完全欣赏并肯定个人自由，所以他是矛盾地徬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而不像史华慈一直强调严复认为国家比个人重要。他说：
即使主张“自由为体”的严复仍然把国家的自由（即独立）、把富强、“救亡”远远放在个人自由之上，这就构成严复的理论思想（“自由为体”）与实际主张的一个重大的内在矛盾。
李泽厚指出严复一方面主张“自由为体”，肯定个人自由的最高价值，另一方面又强调救亡、富强等群体的目标。这一看法修正了史华慈的观点，但对李氏而言，严复既重视己、又重视群的己群并重的观点是有“内在矛盾”，不具有思想上的综合性与创造性。
李泽厚也注意到严复思想的变迁。对于《群己权界论》一书，他跟着蔡元培以来的说法，以为标题的更动是他思想倒退的象徵，“他曾翻译穆勒的《论自由》，出版时却改名为《群己权界论》，连自由一词也不原提，与以前成了鲜明对照”。此一保守的趋向到后期更为明显。李泽厚说严复早年“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看法，是对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先进和彻底的”理解。但是因为他主张“变法改革首先在于对人民进行资产阶级”，以提升国民程度，而不是政治变革，所以在政治上“越来越保守”，“更加向封建主义靠拢”。最后不但将自由、民主置于脑后，也否定向西方学习，肯定尊孔、读经，“完全回到封建主义怀抱中去了”。（注：李泽厚，《论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除了以上的作品之外，也有一些学者以进一步的研究，来反省严复的翻译工作。
田默迪(Matthias Christian)曾是奥国来台的留学生，现任教于台北的辅仁大学。他在《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之研究与检讨：与赫胥黎原文之对照比较》一文，以中英对照的方式逐字逐句地严复《天演论》第一章的翻译，而指出两者之间许多的差异。此文问题意识的起点即是赫胥黎的原著与严复的译作有所不同，而在方法上他所采取的详细的本文对比，也是以前学者研究严译时所不曾做过的。作者以为严译《天演论》一书不是直译，也不是意译，而是将翻译、评述结合在一起的创作，因此他所营造出来的文字气氛与原著大不相同，可以说是偏重雅而丧失了信。再者他也注意到背景的因素，谈到传统伦理、哲学范畴与语汇，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推理方式对译文的影响。（注：田默迪，《严复天演论的翻译之研究与检讨：与赫胥黎原文之对照比较》，《哲学与文化》，第19期（1975年9月），第4-18页；第20期（1975年10月），第49-58页。）
另一个类似的研究是赖建诚对《原富》一书的分析，他对照原文，并对书中300多条案语作分类与诠释。他认为“史华慈的研究是‘严复现象’的最重要代表作”。他也同意史氏所说严译的本质是“讬译言志”，严复借着翻译斯密之书来强调求富的重要，并破除传统“重义轻利”之观念。他和史华慈一样，以为严复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大概也只是追求富强手段之一，而不是其终级目的”。赖建诚强调在严译西方经典著作之中，“除了《天演论》外，对中国知识分子并无深刻的影响”，以《原富》一书来说，该书的翻译对当时政策没有产生影响力，“中国知识界也未因严复的译介，而对于西方说有更明确、系统的了解”。（注：赖建诚，《亚当史密斯与严复：国富论与中国》，《汉学研究》，第7卷第2期(1989)，第303-340页。）本文的贡献在于指出由于中文相关语汇的缺乏与严复在经济知识方面的限度，使他无法精确地将斯密的要旨译为中文，而他所下的案语也是即兴而肤浅的。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汪荣祖所写《严复的翻译》一文，有心要作为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一文的姐妹篇。他同意钱钟书所说翻译是将一种文字“化”为另一种文字，但他对严复翻译的评估却与钱钟书截然不同，钱氏认为严复和林纾一样依己意而更改、增补原著，结果把翻译变成了创作；汪氏则以严复的翻译非常成功。汪荣祖认为以直译而求信不是最好的翻译，对他来说，严复所采取的“达旨”［意译］，能够无斧凿痕迹地传达作者意旨的方式，反而是比较忠实于原著的［信］。汪荣祖也和胡适与蔡元培一样，指出严译在达方面所造成的问题，主要在于古文与白话文之差距，或说作者的文字表达与读者接受能力之间的差距，所以就翻译而论，他以为对了解古文的人来说，严译雅、达兼备，在信方面也没有问题；尤其是严氏充分了解穆勒对个人自由的重视，并无史华慈所说因为国家主义而忽略个人自由。总之汪氏不同意上述许多学者（包括他所景仰的钱钟书）所指出严译在“信”方面的问题，而又回到类似于民初学衡派的立场，把严译当作翻译的楷模。
四、结论
整体来看近百年来对严复翻译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