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心理文化与中国古典诗歌(7)
2013-11-01 01:02
导读：丰富奇特的想象、雄奇壮美的意境皆源出于屈原那奔涌激荡的生命激情。在这种生命激情的催动下，自然界的万物皆成为诗人寄托情志、发抒感慨的对象，
丰富奇特的想象、雄奇壮美的意境皆源出于屈原那奔涌激荡的生命激情。在这种生命激情的催动下，自然界的万物皆成为诗人寄托情志、发抒感慨的对象，比兴的手法于是上升为隐喻和象征的；同样是在这种生命激情的催动下，《楚辞》的节奏较《诗经》而增快，容量增大，单双音节错综变化，四言体拓展为以六言为主新诗体，篇章之宏伟也令人惊叹。由是可证：生命追寻的历程同时也便是诗性追寻的历程。
注释：
1、钱穆：《现代中术论衡》。
2、清牛运震：《诗志》。
3、顾随：《诗文丛论》。
4、《大雅·皇矣》。
5、谢无量：《中国古田制考》。
6、《大雅·文王》。
7、方玉润：《诗经原始》。
8、11、《史记·屈原列传》。
9、杨义：《楚辞诗学》，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0、《九章·哀郢》。
12、《管子·内业》。
13、清林云铭：《楚辞灯》卷四。
陶渊明的生活是一种人性化的生活：忽然于不经意间抬头“见南山”，“南山”与“诗人”相遇甚而和合融会，美丽的景物与美丽的人性在此一“见”、一瞥之间化合为一，于是“山气”之“佳”、“飞鸟”之“还”皆化作诗人广大深湛的生命境界的一部分。
第三章：汉魏六朝：价值生命的诗性历程
……痛苦的现实人生毕竟难超越……
秦汉时代，古典诗歌进入了“拓展与发展”的新阶段。秦始皇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古典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家族－帝国”的段落。“书同文，车同轨，器械一量，远迩同度”的治世方略，绵延汉世，奠定了形成汉的物质基础与精神素质。人文思潮崛起带来新的情感与气象，辞赋、乐府诗、以五言为主的文人诗，都相当发达。认识水平，表达能力，都显著提高，起了综合前贤、诱发后学的关键作用。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前提下，溶合黄老与屈骚而形成儒学诗教，这是中国诗歌古典主义的最早形态。降及东汉后期，兵连祸结，灾荒并臻，人民颠沛流离，正统气运已竭，由盛而衰，诗歌亦随之呈现出新的面貌。以至魏晋南北朝。在战乱分裂局面下，冲破一尊思想桎梏，而门阀士流清谈风起，人的觉醒，呼唤着的自觉，迎来了第一次诗的高潮。魏晋南北朝独有的生命和不仅深化了五言诗沉郁明净的特质，更制约着近体诗格律化的进程：由慷慨多气，而庄玄禅机，言志缘情，北质南妍，渐尚华美，以至声病之学，骈骊之说，应运而生，遂为严格的诗律提供了理论依据。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3.1：《古诗十九首》：价值生命的限度体验
汉代的世风，仍承继着夏商周之世那自然质朴的生命原力，但也表现出追求润饰、壮丽华美的格调。和思想上的大一统，造就着文化与艺术上的集大成。受此影响，汉赋“包括宇宙”，崇尚夸饰华丽；乐府歌诗则篇章更宏阔、层次更细致、节奏感亦更强。但诗歌形式的演化史又必须渐渐回落到生命体验的丰富性上面。家族帝国社会结构的确立和健全使血族生的自然状态得以向个体生命的独立品格转化，同时也要求个体生命建构其内在的价值尺度，创造出与此城邦社会结构相谐适的有理想、有意义的人生。然而，一旦士人的灵性生命完全从宗族恢宏雄伟的社会的网结中解脱出来，独立面对天地万物，首先感受到的便是人生的短促与命运的无常。被后世称为“五言之冠冕”的无名氏《古诗十九首》，大部分篇章出于西汉至东汉中期，“中多人生咏叹，古朴悲凉，词简意深，发人况味。就其影响来说，垂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而就其本身来说，反映了社会生活在汉代由盛而哀，由闳放到沉郁的转变，不觉地令人感到汉风中那种‘追募本色、赋到沧桑’的气息。”［1］对生命的有限性的深刻体验成为汉代社会思潮与《古诗十九首》的主题。面对死亡与命运，士人的思考与歌吟是刻骨铭心的，钟嵘所谓“惊心动魂、一字千金”，诚非虚语。正像雅斯贝尔斯所说：“我总是在境遇之中，我不能够不斗争，不受难地生活，我不可避免地承受罪责，我不得不死亡。这一类境遇，我称之为临界境遇。……体验临界境遇与生存是一回事。”［2］这种全身心的悲怆“体验”标志着古代中国人价值生命的真正醒觉。
黄侃先生在《诗品讲疏》中以节气历法为证，判定《明月皎夜光》一诗作于汉初。诗起笔便细致描绘时序的代换和物候的迁转：“明月”、“众星”营造出“孟冬”之夜冷寂的气氛；“促织”、“白露”触发起诗人对于“时节忽复易”的慨叹哀伤。现实时空的时间本来即是作为对人的生命活动的限制和警示而存在的。作为孤独而迷茫的个体生命，诗人对于人“会死”、生命会完结这样的事实有着沉重的焦虑和感伤，情思郁积，自然接目触心。生命本来暂短，命运却又无常：“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寒苦凄凉的“秋蝉”与避寒就暖的“玄鸟”终究不能同处，昔日曾和诗人“携手好”的“同门友”，一旦“高举振六翮”就转而“不念”故人，“弃我如遗迹”了。人情何等凉薄！在时间面前没有永恒的肉体生命，更没有“盘石”般坚固不变的情谊，时间的流逝在这里深具着残酷弄人的意味。经受了这一切痛苦体验的诗人顿觉“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在诗人眼中，曾经认为恒久不变的“众星”如“箕”、“斗”、“牵牛”等此时一下子成了有名无实的虚幻了。诗人不禁祈问苍天：“虚名复何益？”此诗章法缜密，波澜跌宕，语象深美，灵幻绝伦。掩卷深味，诗人的形象于是幻化为一只凄苦守望的“秋蝉”。约作于东汉中期的《驱车上东门》，进一步点醒了生命的有限性：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
当时佛教思潮已开始兴起，社会动荡又破坏着往昔繁荣升平的文化环境，乐府歌辞和文人诗作中“人生”、“年命”的慨叹接连不绝，透露出当时蔓延市井的浓郁的生命意识。诗人出了洛阳城的“上东门”，放眼只见城北邙山的累累坟墓，于是悲吟：“下有陈死人，杳杳即长暮。”颇似释迦出四城门而悟生老病死的传说。在死亡面前，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所谓“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唯有神仙之术可了脱生死，却又“服食求神仙，多为所误。”修炼之道只见有人探索，却未见有人成就，时间如牢笼，更增苍凉的悲剧感。那么，一个人应该怎样度过自己的生命？结尾处诗人不加隐讳地抒发自己及时行乐的理念：“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恰如金圣叹在其《唱经堂释小雅》中所言，这不是“豪放”而是“悲切”。故作达生之言，正表明生命的意义并未得到安立；《古诗十九首》的意义在于郑重地提出了“临界境遇”的问题，并由此展开了漫长而艰苦的深沉思考。相应地，《古诗十九首》的风格既张大了《诗经》时代质朴纯真的气质，又增添了蕴藉高妙的韵味。
3.2：阮籍：价值生命的超越关怀
魏晋时代，天下多故，时世的黑暗剧烈地摧折着士人多思善感的灵魂。礼教本来是源自先圣心性境界的自然流露，当凝结为形式原则后，便引导和塑造着先民那温良有序的生活。然而，礼教一旦蜕变为虚伪险恶的世俗“名教”，就失去了它规范人心的精神力量；两汉思想文化一元格局的崩溃，更直接导致儒学的信仰危机。个体生命茫然无所依归，这痛苦是深刻的。那么，像屈原那样坚守忠君爱民的生命模式，在乱世当中是否值得？又是否可能？旧有的德性价值体系的苍白无力刺激着士人对生命意义的新鲜求索。魏晋之际，名士阮籍（210－263）以酣饮放歌的独特方式诉说着内心对于全身避祸的郁闷生涯的痛楚。《晋书·阮籍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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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以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
